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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孙家寨陶器盆舞蹈图案研究 一 表演并损害社会的现实情感，体现了体育思想和仪式的功能 1973年秋天，西宁市文物秘书处考古队在青海大同区孙家寨对马家窑文化陵墓进行了翻修，并用五颜六色的陶瓷来描绘舞蹈图案（图1）。该彩陶盆为泥质红陶，器高14厘米，口径29厘米，最大腹径28厘米，底径10厘米。其形制上口微敛，卷唇直颈，鼓腹，小平底，口沿及内外壁均施褐色纹饰。口沿饰钩叶圆点纹、弧线三角纹及平行线纹，外壁仅于腹上部施一圈由三条弦纹组成的带纹。该彩陶盆内彩独特，在内壁腹径最大处绘有四道平行带纹，其上以剪影式的平涂手法画了三组五人手拉手的舞蹈图案，其间以五至八道不等的纵向平行弧纹和一枚斜置的柳叶纹作间隔。每组五名舞者皆手拉手，头上均有一发辫状饰物飘出，臀部亦斜伸出一尖状物，最外侧两舞者侧臂呈分叉状1。 新石器时代的人物绘画（载体主要为彩陶）多以抽象化地描绘人物面部及肢体局部（如女阴及男根）为主，完整且富于情节性的人物形象十分少见。该彩陶盆一经刊布，立即引起了考古学界、美术学界及民俗学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对于彩陶盆上舞蹈图案的解释，更是争论颇多。 原考古报告认为，舞蹈图案反映的是一种“娱乐性舞蹈”，表现了“先民们劳动之暇，在大树下、小湖边或草地上，正在欢乐地手拉手集体跳舞和唱歌”。 金维诺先生通过对古史传说的考证，认为彩陶盆上的舞蹈画面“是直接表现人，表现人的文化生活”的舞乐活动，并认为这是原始人在与自然斗争的过程中，把所观察到的鸟兽形态、动作以及自己的劳动经验，经过艺术加工再现所创作的舞蹈，这种舞蹈后来形成为“一种仪式”，具有了希望（或庆祝）狩猎取得丰硕成果的思想内容2。 李泽厚先生认为，该舞蹈图案是“图腾活动”的表现，具有严肃的巫术作用或祈祷功能。头戴发辫似的饰物，下体带有尾巴似的饰物，即指“操牛尾”及“干戚羽旄”；“手拉着手”跳舞即指“发扬蹈厉”。彩陶盆上的舞蹈图案以生动的写实，印证了古史文献中的原始歌舞3。 汤池先生认为舞蹈图案表现的是“氏族成员举行狩猎舞的生动写照”，并认为“它以类似剪影的精炼笔墨，再现了狩猎活动中分组围追堵截野兽的情景”，画面“饱含着欢快的情绪和纯真的天趣”4。 常任侠先生认为，该图案是“原始社会集体舞的一个缩影”，其中的舞者“以集体的力，战天斗地，征服自然”。并认为“在原始社会，他们的物质生产是时刻需要斗争的，他们的生命力是充沛的。……发自内心的喜悦，成为这个热烈而粗犷的集体舞蹈的动力。”5 王克林先生在对有关考古学及民族学材料进行分析后认为，画面中“人物都肩窄腹大，身体肥硕，其下部尤显腼腆突出，为椭圆形的枣核状。这就揭示了舞蹈者的性别，似乎不像是肩宽体格剽悍健壮的男子，而却像羸弱的女性”。画面“很像是庆祝或期待生产丰收而举行某种仪式活动而载歌载舞的欢乐舞蹈”6。 戴春阳先生从考证舞蹈者的装束入手，在分析舞蹈图案所反映的舞蹈内容的基础上，认为舞蹈图案表现了“一群肩负神圣使命的女子”，身着盛装，结辫束带，在河边湖旁举行的水神祭典上，祭献舞蹈，祈祝来年农业丰收、人畜兴旺的场景7。 刘锡诚先生通过对马家窑文化相关因素的分析，认为舞蹈图案所反映的，“是一个从事原始农耕的氏族而不可能是一个原始狩猎民族的精神活动”，并指出集体舞是原始舞蹈的主要形态，这种舞蹈“就是他们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举行的仪式上所跳的舞蹈”8。 邱立新先生在广泛考证民俗学、考古学材料的基础上指出，画面中人物在“以裸体舞炫耀生命的活力”，或是“向自然神灵和先祖祭祀”，或是“庆贺劳动的丰收”，并认为这是在“以赤裸的身躯祭祀神灵先祖，展示力量和健美并向异性显示生命的活力，实现种的繁衍和氏族兴旺的理想”9。 游修龄先生基于对农业史及民俗学材料的考察，认为舞蹈图案所表现的为原始社会群体性生产生活背景下的“圆圈舞”，并且强调指出，“原始舞蹈在内容上与生产活动密切结合，在形式上与原姑信仰和巫术浑然一体”，是“带有巫术性质的群众性的欢庆或祈禳活动”10。 综上所述，对于彩陶盆舞蹈图案所反映出的舞蹈性质，学界大致有“娱乐性舞蹈”、“巫祝舞蹈”及“庆贺或祈求丰产的舞蹈”三种意见。对于图案中舞者臀部斜伸出之物为何，认为舞者“无服饰”的学者大致有“男性生殖器”、“悦”（女子系在腹前的佩巾）及“生殖器保护带”三种观点；认为舞者“有服饰”的学者大致有“饰物”、“衣尾”及“尾饰”（模拟动物尾巴）三种观点。 二 女性市场的女性形象 学者们对舞蹈图案中舞者臀部斜伸出之物为何的认识，多是依据民俗学材料做出的，缺少针对于同一考古学文化相似器物的横向比较。1991年，在甘肃省武威市新华乡磨咀子遗址出土了一件彩陶盆11，盆内壁绘有两组舞蹈图案，每组九人（图二）。1995年，青海省同德县宗日遗址157号墓又出土了一件绘有舞蹈图案的彩陶盆12，图中有两队舞者，分别为11人及13人（图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