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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青海东部的羌人 汉代，青海主要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羌人的早期历史,可惜他们自己既无记载,内地的史书里也没有保存一些史实。现在能得到的一点材料,还是在《后汉书·西羌传》里。据《后汉书·西羌传》载,西羌的祖先三苗,原来居住在今湖南衡山附近。舜将三苗迁移到三危河关西南地区。他们在黄河、赐支河、湟水附近居留下来,其活动范围东起陇西,西迄黄河源,南至青藏高原,西北达新疆中部。与羌人同居在青海的还有小月氏,据史载,在秦汉之时,匈奴冒顿单于控制了甘肃的河西地区。受到匈奴打击的月氏人西迁到大夏,其一部分留在张掖、酒泉地方的,进入南山地区后依了羌人共为婚姻。霍去病破匈奴,取河西地,他们来降,和汉人杂居,号为“义从胡”。月氏原住的地方极近羌人,后来小月氏更于羌人无别,与羌人杂处共婚,其语言、饮食、服饰都略于羌同。这部分人汉人称之为“月氏胡”或“芦水胡”。 汉武帝时,汉的武力冲进湟中,在今永登县西、大通河左岸筑了令居塞,又开辟了河西四郡,隔断了匈奴和羌的通道,建置了数千里的障塞亭燧。武帝元鼎五年(前一一二),西羌数十万人反。翌年,武帝命将军李息讨羌,把羌人赶到青海和盐池附近,汉朝就在湟水流域设立了许多县,隶属于陇西郡;又置护羌校尉,驻临羌县,统领羌中事务。到昭帝始元六年(前八一),又从陇西郡中分出金城郡。依今日的区域来说,这一个新立的金城郡的疆域应当东至榆中,西至湟源,南至夏河,北抵永登。到宣帝时,赵充国攻打羌人到达这里,在河源之间,设有屯田,在西宁一带设立西平亭,并设金城属国管理诸羌。后来还在乐都设破羌县,在湟源设临羌县,在贵德设榆中县等。王莽时在青海湖以东的三角城设立西海郡,后复废,东汉永元年间复置。总之,从西汉宣帝以后,青海东部是羌人、小月氏和汉人的杂居区。自那时起,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和历代中央政府,对这个地区的开发和经营,都尽过最大的努力和辛勤的擘画。他们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留下了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通过考古发掘,把埋藏在地下的古代文物揭示出来,使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力量,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建国以来,省文物考古队对两汉时期的墓葬,进行了多次的调查和发掘,使我们对于汉代遗址和墓葬的分布及其文化内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两汉时期的墓葬在青海分布很广。主要分布在西宁、乐都、大通、湟中、互助、民和、海晏等县,海南藏族自治州也有发现,而以青海东部地区较为集中(《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165页)。正式的田野发掘工作从1973年开始,发掘的主要地点有:大通上孙家寨汉墓群,到目前止,共发掘二百数十座;互助县汪家庄,发掘墓葬十座;互助县总寨,发掘墓葬二十座;此外,在民和县中川、下川口,西宁市南滩、刘家寨、小桥等地发掘数十座,出土了一大批丰富多采的历史文物,这些都为研究青海地区汉代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本文将青海汉代墓葬中所反映出的主要问题和重大发现,作一简要的介绍,以供学术界参考。 一、 木棺墓形制区别 东汉的墓葬,与汉文化的关系更加强固,大部分采用多室的砖室墓,包括券顶和穹窿顶两种,土洞墓和单室小砖券墓也有一定数量,木椁墓较为少见。这完全同中原地区一样,随着大土地所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在墓葬中也表现为从简单的长方形木椁墓向象征地面宅院建筑的洞室砖室墓发展的趋势。这是我省汉代墓葬形制发展变化的一条轨道,也是区别西汉、东汉墓葬的主要特点。同汉代的中原地区一样,这种条砖所砌的双室和多室墓,肯定是当地有权势的豪酋之墓,这种墓的时代,主要流行在东汉的中期以后,晚的可以到三国前后。 二、 全墓葬式石发展的新特征 在青海汉代墓葬中死者的葬式是异常复杂的,大通上孙家寨、互助总寨、互助汪家的墓葬都反映了这种复杂性。其葬式主要表现为多人合葬、夫妻合葬、单人葬、二次葬或二次扰乱葬、火葬等。 互助汪家第10号墓为双穹窿顶墓,时代为东汉,该墓墓室共葬有人骨架9具。其中前室6具,后室3具,方向均为头南足北,面向无规律,其中3具为仰身直肢葬,一具为侧身屈肢葬,一具骨架零乱不全,除3具为成年男性外,其余6具均为成年女性。大通上孙家寨部分汉墓中也发现有人骨架多达七、八具及至十余具的情况,这种情况在中原地区是比较常见的,是连续数代合葬的家族葬制的反映。但我省汉墓的情况也不一定是这样,因为羌、胡贵族中是存在着多妻制的,要准确判断骨架之间的相互关系,还需要作骨架鉴定工作,判断他们是否属于同一人种,如果有多种人种,那就要考虑,除了妻妾之外,是否可能有奴隶殉葬。当然,也不能排除受汉族家族葬制影响的可能性。 两汉时期墓葬中,夫妻合葬占有相当数量,在互助汪家庄发掘的十座墓中,就有五座是采用夫妻合葬。但男性一般仰身直肢,女性骨架较零乱。这种情况,一般认为是意味着个体家庭关系又有新的强化。夫妻同穴合葬已逐步代替并穴合葬之风。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