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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导下的乡村灾难后救助行动研究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损失。在灾后的应急抢险与恢复重建过程中, 以国家为主体的各类财富在各项政策的规范中迅速向灾区集中, 最终在乡村精英的主导下落实到每户受灾家庭。 一、 乡村精英行动 乡村精英是在乡村社区中有特殊才能, 对乡村社会有特殊贡献, 对乡村发展有较大影响力的人。乡村精英利用自身的才能和资源, 通过做出贡献和施加影响在维护村庄秩序、调配公共资源、管理公共事务等日常生活和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中的乡村精英行动是指乡村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与基层乡镇干部在灾后财富分配机制中的共同行动。在灾难频发已成为时代特征的特殊背景下, 每次灾害都意味着大量财富在灾区的新一轮分配与流动, 国家在其中的主导地位是显而易见的。然而, 尽管有各项制度及政策为灾后财富的合理分配保驾护航, 但救灾物资能否及时、公平地发放到灾民手中, 各项政策能否真正落实, 与乡村精英的行动有着密切联系。因此, 灾难中乡村精英的地位与作用不容忽视。 (一) 英专利职能运作的精英角色 汶川地震发生后, 国家各项救灾制度及政策纷纷出台, 随之而来的是以国家为主体投入的各类财富迅速向灾区集中。然而, 按照我国现行的行政制度安排, 国家的垂直行政链条只到乡镇一级为止, 乡村一级的行政链条出现了制度性断裂。因此, 要确保灾区的受灾情况及时准确上传和各项政策、物资的顺利下达, 必须充分依赖乡村精英尤其是治理精英的中介地位。所谓精英治理, 简单地说就是指个别或少数精英在乡村公共权力结构中居于支配性地位, 主导和控制乡村治理的运作过程。其中, 乡村治理精英处于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边际地位, 也正好处于乡镇权力、村民自治两个系统利益一致结合点和利益矛盾的触发点上。 就灾后的特殊情境而言, 乡村体制内精英依然扮演着多重角色, 他们既要代表本村群众争取利益, 又要代表乡镇执行国家政策, 他们实际上扮演的是集国家代理人、村庄当家人和家庭代言人三位一体的角色。一方面, 国家为及时制定出相关救灾政策并下拨各类救灾物资, 急需了解灾区的受灾详细情况, 此项任务通过行政命令垂直下达至乡镇政权, 最终由乡村治理精英予以落实并逐级上报。另一方面, 国家下达的各项政策和下拨的各类物资也必须通过乡村治理精英才能发放到每户灾民手中。然而, 乡村治理精英并不是理想类型中的制度忠实执行者, 毕竟他们自身也是受灾对象, 不可能完全价值中立, 难免会出现机会主义倾向。从上述三重角色来看, 乡村治理精英在资源分配中的中介作用是极其重要的。 (二) 灾后财富分配的乡村精英 改革开放以后, 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出现了松动,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一个“自由政治空间”。凭借其特殊的中介地位, 乡村精英并非总是被动执行上级的各项任务, 而是具有一定的可操作空间。也就是说,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村委会借助地位的模糊性, 拥有自己一片自由活动的空间, 而这种空间的存在是国家和基层社会都默认的。国家需要这一空间来实行控制, 而基层社会依据这一空间与国家进行沟通和交流。灾后, 乡村精英也需要用这一空间来主导灾后财富的分配与流动, 这正是乡村精英特殊地位的重要体现。 汶川地震后, 救灾物资与政策规范相伴而来。一方面, 强大的国家机器毫不妥协地推行着灾后财富分配的各项制度、政策;另一方面, 深入乡村社会的习惯、约定支撑着古老的“平均主义”分配观念。在灾后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相互博弈的特定场域中, 乡村精英是利用哪些力量来影响灾后财富的分配与流动, 并争取到一片可供自身操纵的政治自由空间的呢?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这些都是影响当前灾区稳定、社会公平和协调发展亟待弄清的问题。为了研究的需要, 我们选择四川省某重灾县的S村作为考察对象, 以明确灾后的财富分配的具体情况, 并试图回答上述问题。S村为乡镇府驻地, 震后该村经济损失较为严重, 大多数村民在灾后重建了住房。 二、 乡村精英在灾后特殊情境下的中介作用 灾后恢复重建推动和鼓励了各类财富向灾区集中,主要有三个部分:国家财政提供的住房重建资金、过渡房补助、灾后生活补贴;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种政策性优惠贷款;社会各界捐助的资金、物资等。我们的问题是, 在灾后特殊且复杂的情境中, 乡村精英是如何在各项政策规范的约束下, 利用自身特有的中介地位在国家与社会的临界点上主导着灾后财富的分配与流动的全过程。也就是说, 乡村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以及基层乡镇干部在灾后的财富分配中是如何行动的。 (一) 灾后重建中村民多补低的原因分析 不少乡村治理精英认为, 国家的出台的各项震后财富分配政策过于理想化, 与当地实际不符合, 可操作化程度低。针对震后“僧多粥少”的资源稀缺局面和农民心里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公平观念, 乡村治理精英必须首先要争取到尽可能多的救灾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