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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元词曲》看元代的女性 妓女是世界各国的著名岛屿。我国从隋唐五代至明清的妓女,可分为官妓(包括宫妓、地方官妓、市妓)、家妓、私妓三类。早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人士子与妓女关系的密切发展,妓女也终于通过他们的彩笔而进入了文学的殿堂。唐代的性文化比较开明,对于官吏宿娼不仅没有法律的约束和舆论的非议,而且往往被视为一种风流倜傥的浪漫人格为人们艳羡和效仿。狎妓毕竟对官员有腐蚀性,所以,从宋代开始对官吏狎妓有所限制。“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西湖游览志余》)。但这对于文人士子却没有约束力,他们仍将此视为风流韵事。 从《全元散曲》来看,元散曲所反映的对象主要是官妓中的地方官妓和市妓。元散曲作者多为书会才人、平民、胥吏,他们自然写不到宫妓。即便是达官显宦,他们对蒙古族皇帝的宫廷讳莫如深,也不去染指。元代的家妓主要集中在一些蒙古族的达官贵人家里,元散曲中也没有反映,当是拥有家妓的蒙古贵族文人多不谙散曲之故。私妓专指那些不隶乐籍而以卖笑为生的妓女。元人又把这种妓女叫“私科子”。元朝政府对这种不向政府纳税的私妓是严令禁止的,并且鼓励人们告发,卖良为娼所得“价钱半入官,半付告者”(《元史·刑法志》)。官吏文人为顾面子,也不去沾惹这类“私科子”。 元代的地方官妓从京师到省、路、府、州、县都有。与宋代一样,元代地方官妓不准向官员献身。一旦被朝廷发现,“诸职官”要被“断罪罢职”(《元史·刑法志》)。元代的市妓主要分为勾栏妓和平康妓。勾栏妓多是杂剧演员、歌星、舞星等。她们主要靠卖艺挣钱,有时也以色侍人。“内而京师,外而郡邑,皆有所谓勾栏者,辟优萃而隶乐,观者挥金与之”(《青楼集志》)。平康妓主要活动在妓院和酒馆。她们之中虽然不乏色艺兼优者,可以声色并进,但大多数是靠卖笑、卖身挣钱。《马可·波罗游记》里说,大都“近郊公开卖淫的娼妓达二万五千余人”,“娼妓数目这样庞大,还不够满足大量商人和其他旅客的需要。” 笔者遍检《全元散曲》,有关妓女的散曲,包括文人写妓女的和妓女写的两类,明确写到妓女的,有350首(套)左右。这个数目在整个小令3852首,套数457套的《全元散曲》中不谓不多。元朝信仰的多元化,削弱了儒家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长期以来压在人们心头的封建礼教的磐石也随之松动。下层人民和青年男女,蔑视礼教、违反封建理论的举动越来越多。儒生们的地位下降,其中一部分人的人格相对独立,思想意识随即异动。仕途失落的知识分子或为生计,或为抒愤,大量拥向勾栏瓦肆,与艺妓为偶,他们的价值取向也向市民阶层靠拢。这样,大量有关妓女散曲的出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即便是胥吏、官员也不得不认同这种创作倾向。 中国古代民谚云:“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是私通行为,纵然男子乐为,但为礼教所不容。“妻”的选择,并不一定是男子的自愿,婚后的双方多数只是尽义务而已。“妾”的责任,大多是为了生育,为的是“继嗣”。“妓”就不然了,妓女们的才情和色艺,是许多妻妾所达不到的。妓女和狎客之间的性活动更富有浪漫色彩,妓女们完全是作为纯粹的女人出现在男子面前,可以不顾纲常,不怕负上淫荡的名声。妓女们更容易进入女性的角色,从而升华为被爱的对象。贯云石[中吕·红绣鞋]《欢情》就是写这样浪漫的性生活: 挨着靠着云窗同坐。偎着抱着月枕双歌。听着数着愁着怕着早四更过。四更过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天哪,更闰一更妨什么。 用语尖新,想象奇特,淋漓尽致地描绘了男女之间的欢情。这支曲子是以妓女的口吻写的也好,是贯云石“夫子自道”也罢,听这口调,绝不是和妻妾在一块儿上床能说出来的话头儿。 作为妓女,不管男人怎样剥夺,但她们毕竟还有一种宝贵的东西永远属于自己,那就是她们的性机能和性魅力。这对于男人来说,是一种永远的诱惑和吸引。在元散曲中,描绘床上活动的亦非少数。徐瑛有[双调·蟾宫曲]《青楼十咏》所写即狎妓的全过程,小标题为:初见、小酌、沐浴、纳凉、临床、并枕、交欢、言盟、晓起、叙别。其中《交欢》一曲可谓是床上活动的典型之作: 向珊瑚枕上交欢。握云携雨,倒凤颠鸾。簌簌心惊,阴阴春透,隐隐肩攒。柳腰摆东风款款。樱唇喷香雾漫漫。凤翥龙蟠。巧弄娇抟。恩爱无休,受用千般。 还好,此曲毕竟用了些隐语和隐喻,不至于不能卒读。徐瑛在元初文坛上颇有重望,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此曲虽造语雅媚,但格调低下,缺少感情的内涵,充斥着官感的刺激和享受。张养浩[中吕·朝天子]《携美妓湖上》更是等而下之:“美哉。美哉。忙解阑胸带。鸳鸯枕上口搵腮。直恁么腰肢摆。朦胧笑脸,由他抢白。且宽心权宁耐。姐姐。奶奶。正好向灯前快。”张养浩是元代中期一位刚强、正直、政绩卓著的清官。如果不标姓名,谁会相信这种小曲出自赴陕西赈灾,终因积劳成疾,卒于任所的行台中丞的笔下。这种曲子,在当时的勾栏瓦舍中,比较符合商人和市民的口味,当然会有它的市场。如果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