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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治疗肝癌的现状与展望 核电站的肝肿瘤预后不好，生存时间短，死亡率排名所有肿瘤的第三位。在中国，这是患有肝癌的地区。新病例占世界的55%左右，死亡人数占世界肝癌死亡率的45%。中医药在肝癌的手术、放化疗后辅助治疗, 及晚期肝癌的姑息治疗中均有独特的作用, 本文就近年来中医药治疗肝癌的现状作一综述。 1 从痰瘀交阻治疗药 肝癌属于中医学“肝积”、“肥气”、“积聚”、“臌胀”、“黄疸”、“胁痛”等的范畴。就其病因病机, 潘敏求认为, 肝癌的主要病因是感染肝炎病毒、摄入黄曲霉素和饮水污染等, 统称“癌毒”。当机体处于“虚”的状态时, 如遭受“癌毒”侵袭, 必致气滞血瘀、瘀毒互结, 在其病程中, 瘀毒与脾虚互为因果, 恶性循环, 是肝癌的基本病因病机。孔怡琳等认为, 肝癌发病的关键在于痰浊与瘀血相互胶结为患, 痰瘀既是致病因素, 又是病理产物, 痰瘀交阻导致癌毒沉于肝脏, 气滞血瘀阻于肝脉, 从而成为其中医病因、病机的关键。张景洲将湿、热、痰、瘀概括为毒邪, 认为肝癌病初属湿热之邪扰动肝络, 湿热毒邪内盛日久煎灼津液, 化生痰毒, 肝络不畅, 气血不行, 而成血瘀, 湿热痰瘀损伤肝络, 络脉虚滞失养, 故出现正虚血瘀络阻而发病, 其病机特点表现为肝络失养或者毒损肝络的临床特征, 其病因病机关键在于毒和络。邓中甲认为, 肝癌多属虚实夹杂, 因肝胃不和, 或脾胃虚衰, 加之情志、饮食损伤, 痰凝气滞, 热毒血瘀, 交阻于肝, 积聚成块而发病。从脏腑而言, 一些学者认为肝癌与脾胃关系最为密切, 而脾虚是肝癌病理病机的根本, 在肝癌形成前, 已有较长时期的“脾胃”病存在, 由于脾虚, 引起气滞、湿阻, 进一步引起血瘀、湿热等, 湿郁化热、痰热互结、水液内停等一系列病理变化皆可由脾虚气滞发展而来。而谢兆丰等认为除了脾虚外, 肾虚也是肝癌发生、发展的基础, 因肝肾同源, 无论肾之阴血不足引起肝阴不足, 还是肝火过剩灼伤肾阴, 均引起肾之阴精不足, 肝失所养, 则邪毒趁虚而入。综上所述, 肝癌的病因病机, 总属正气不足, 而湿热、痰浊、瘀血、气滞等积聚所成, 与肝、脾、肾等脏腑有关, 各家论述侧重不同, 但不外正虚邪踞。 2 治有治不当,以养肝和胃 谢兆丰认为扶正祛邪是治疗肝癌的根本大法, 针对气滞、血瘀、湿热、毒邪等, 予疏肝行气、活血化瘀、清利湿热、攻毒散结等法, 同时处处顾护脾胃, 不忘扶正;晚期表现为气阴两虚, 则应益气养阴, 或予滋补肝肾、养阴清热。徐振晔也认为肝癌多肝郁脾虚、肝肾不足, 兼之邪凝毒聚、日久成积, 因而确立扶正祛邪的基本原则, 常采用健脾理气、补肾养精、解毒散结法治疗, 同时注重疏肝理气、顾护脾胃。裴正学则将肝癌辨证分为肝气郁结、脾虚湿生、湿热蕴结、气滞血瘀、肝肾阴亏等四型, 分别予疏肝理气、清热化湿、活血化瘀、滋补肝肾等法治之。潘敏求根据“虚、瘀、毒”是肝癌的基本病因病机这一特点, 确立了“健脾理气、化瘀软坚、清热解毒”的治法, 并研究出治疗肝癌的新药“肝复乐”, 结合肝癌早、中、晚不同的分期随证加减。就具体治法而言, 倪育淳等均提出健脾和胃是肝癌的基本治法, 该法可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时间, 是实施其他治疗的基础。而孙玉信等则认为肝癌的主要病机是阳虚浊阻, 阳气亏虚贯穿疾病发展的始终, 且关乎疾病进展的速度和转归, 并确立了温阳涤浊、扶正祛邪的基本治则, 根据病情发展的不同阶段、虚实程度的变化以及虚实的主次之分来确定攻、补治法的侧重, 在临床研究中观察到了比较好的疗效。可见, 在肝癌的治疗中, 应以扶正祛邪为基本原则, 扶正以疏肝、健脾、益肾, 祛邪以理气、活血、清热、利湿、散结等, 以虚实为纲辨证治疗。 3 临床观察 3.1 两组治疗前后临床疗效比较 目前, 原发性肝癌仍然是以手术为主, 化疗、局部放疗、肝动脉介入栓塞、微波、射频消融、无水酒精注射及生物治疗相结合的综合治疗, 中医药辅助可减轻治疗的不良反应、提高治疗完成率。苑静波等以扶正健脾中药 (白术、茯苓、龙葵、黄芪、当归、白芍、川芎、生地黄、香附等) 联合经肝动脉插管灌注化疗及栓塞治疗原发性肝癌, 近期总有效率达78.9%, 除发热、腹泻的发生率无明显差异外, 其余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黎才海观察了以疏肝健脾化瘀为法的逍遥散加味中药防治肝郁脾虚型肝癌肝动脉介入化疗栓塞术后综合征的疗效, 结果显示, 中药治疗组的中医临床证候改善、卡氏评分、生存期等均明显优于单纯介入组, 同时治疗组患者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 、T细胞亚群、甲胎蛋白水平与对照组治疗后对比有显著性差异。张玉军等观察了中药联合化疗治疗中晚期肝癌的临床疗效, 采用自拟参芪舌枝草汤 (太子参、黄芪、白花蛇舌草、半枝莲、龙胆草、茵陈蒿、鳖甲、茯苓、柴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