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南农业的生态特点.docxVIP

明代江南农业的生态特点 《江南生态农业》（上）发表于2003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第四卷。)所作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嘉靖时常熟经营地主谭晓、谭照兄弟的经营,主要是利用以食物链原理为依据发展起来的良性循环多级利用原则,因此可以说是食物链结构型的生态农业;而明清之际张履祥在《策邬氏生业》一文中所提出的经营方式,所依据的则不仅是食物链原则,而且也是时空演替合理配置原则和系统调节控制原则,因此应当说属于时空—食物链结构型的生态农业。这一变化意味着江南的生态农业出现后不断发展,逐渐演化出不同的模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由此而言,就近代以前技术水平而言,明清江南的生态农业可以说已经相当成熟了。 但是,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在许多情况下,生态农业虽然有生态效益显著的优势,但却往往也兼具经济效益不足的劣势。换言之,较之普通农业,生态农业的生产率较低,而这一不足也大大限制了生态农业的普及。那么,十六、十七世纪江南的生态农业的情况又如何呢?在本文中,我们对此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还要看看生态农业在江南的普及历史意义。本文初稿写成后,一些学人惠览了拙稿后提出了质疑,本文也将对此作出回应。 一、 企业式经营,求利是最大特点的求利 各种旨在消除现代农业弊端的新农业形态的共同特点,是重视资源和环境保护,减少或拒绝石化产品的投入1。但是这些农业形态中的大多数也存在着产出和效益低下的问题。与这些农业形态不同,生态农业在不断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保障生物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高效、稳定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2。 明清江南的生态农业,由于具有现代生态农业的主要优点,因而也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因此,较之传统的经营方式,这种生态农业在经济上也具有明显的优势。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它才会在商业化水平很高的江南能够逐渐推广开来。 前面谈到的谭氏的经营,傅衣凌认为其核心是“企图把农业变成企业性的东西,并使用大量的雇佣劳动者”(P63-64)。企业式经营的核心是最大限度地牟取利润,因此谭氏经营的最大特点是求利。这一点,李翊早已明白看到。他在写了上引关于谭晓(谈参)事迹的那段文字后发表感慨说:“昔马迁论货殖,谓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噫!亦安所论巧拙哉?莫巧于参矣!……丁南湖奉常,为语嘲之曰:‘其取利也,穷天极地而尽人’”。可见,谭氏之所以采用生态农业的经营方式,主要原因是这种方式可以带来最大的利润。 与谭氏不同,邬行素只是一个贫穷小农。他死后,其家庭失去了最主要的劳动力,情况更为恶化。为了帮助老友遗属生存下去,张履祥特为之做了上述策划,目的自然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收入。从本质上来说,张氏方案所体现的经营目标与谭氏的经营目标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利益的最大化,而生态农业则是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鉴于张氏方案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同时也有更多资料可使用,因此下面我们就以此为对象,来对生态农业的生产率进行分析。 (一) 明确的家庭经济,即使农民及其他食种水食,以增加农 不论在谭氏农场还是在张氏规划的邬氏农场上,新的经营方式都可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这表现在土地(以及池塘)生产率的明显提高上。 在谭氏农场上,由于最低洼的水田已经改造为池塘,保留下来的水田地势较高,并有高塍保护,因此生产率较一般水田高得多(收入“视平壤三倍”)。在池塘养鱼,在塍岸、沼泽等处种植果树、蔬菜,收入又较水田高得多(“视田之入复三倍”)。因此之故,谭氏也从他人“弃而弗辟”的“洼芜”之田上发家致富,成为著名的富翁。按照张氏方案,邬氏农场也可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由于有关记载较为丰富,同时小经营更加具有普遍性,因此我们对邬氏农场的土地生产率进行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 邬氏的耕地是10亩瘠田。这10亩瘠田若种水稻,能够生产多少产品呢?可从《策邬氏生业》中有关记述推考之。“瘠田十亩,自耕仅可足一家之食;若雇人代耕则与石田无异;若佃与人则计其租入,仅足供赋税而已”(P177-178)。邬氏遗属5人,年食米14.4石3,而亩产大约在1.5石左右4,因此“瘠田十亩自耕仅可足一家之食”。雇工的开支,从《沈氏农书》“运田地法”中关于长工的费用可见。在稍前(明末)时期与邬氏住地邻近的涟川,经营地主沈氏雇长工,一人年支出为13石米5。邬氏所居之处的雇工价格兹以此数计6。据张履祥“若雇人大耕则与石田无异”之语,可知邬氏的10亩水田的收成,在支付长工费用(合米13石)以及肥料种籽等费用后已无剩余,亦即总产值应在15石左右7。张氏还谈到了出租给他人耕种的情况。出租土地虽可有地租收入,但同时也必须交纳赋税。万历时归安县实征赋粮每亩0.5石8,或万历时乌程县实征税每亩0.6石9。将此作为顺治时这一带实际赋粮征收量,应当不会过多10。姑以此计,那么张氏所说“若佃于人,则计其租入,仅足供赋役而已”,可以理解为每亩收租只有0.5-0.6石,产量倍之,应为1石略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