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书》记载中的南诏服饰文化研究.docxVIP

? ? 《蛮书》记载中的南诏服饰文化研究 ? ? 吕余萍 (大理大学，云南 大理 671003) 南诏是与唐朝几乎同一时期存在于我国西南边疆的一个地方民族政权，历时二百五十余年。《新唐书》卷222记载：“南诏，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6267.根据这一记载，可推南诏疆域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大约1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今天云南面积的2.7倍。其时的南诏土地宽广，部落群体众多，生活方式极具地域性和族群特色，相应的服饰文化也颇具特色。 我们从《南诏图传》所绘的细奴逻父子躬耕于巍宝山下，其妻子和儿媳送饭场面中的人物服饰风格，以及《祭铁柱》里人物的服饰与发髻来看，其风格有盛唐文化的烙印，大多呈现“初袭汉服，后参诸戎风俗”的蛮汉结合服饰[1]251。因此，从人类社会发展、族群文化、地理位置等视角去看待一种服饰风格，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为之赋予了新的意义，服饰也可以成为文化记忆的承载点、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具有承载人们精神文化需要的社会功能。研究南诏的服饰文化，了解社会发展阶段的本质，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蛮书》等记载中的南诏族群服饰 (一)南诏社会服饰总概 《蛮书》卷八《蛮夷风俗》载：“其蛮，丈夫一切披毡，其余衣服略与汉同，唯头囊特异耳。南诏以红绫，其余向下皆以皂绫绢。其制度取一幅物，近边撮缝为角，刻木如樗蒲头，实角中，总发于脑后为一髻，即取头囊都包裹头髻上结之。羽仪已下及诸动有一切房甄别者，然后得头囊。若子弟及四军罗苴己下，则当额络为一髻，不得带囊角；当顶撮髽髻，并披毡皮。”[2]208该段史料记载了南诏时期的男子披毡是常规服饰，这与当地的生活习性有较大关系，以畜牧和农业为主，养殖牛羊较多，物尽其用，把牛羊皮制成衣服来披，另外的一些衣服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与汉族的服饰风格大致相同。南诏男子的头发很可能是承袭了古滇国人的椎髻，“总发于脑后为一髻”，再用头囊把那一髻包裹并打结固定，这在《南诏图传》《祭铁柱》的九人可以看到该种发式。其颜色也有所区别，南诏王官员、贵族用红色绫缎，制法是取红绫近边撮缝为角，其他职位较低以及平民百姓使用白色的绫绢缎子，从剑川石宝山石窟的造像看，南诏清平官以下官员的头囊与唐朝官员的幞头形制差别不大[1]256。青少年及一般军士则另有要求。唐初梁建方《西洱河风土记》关于大理地区人们服饰的记述：“男子以毡为披，女子絁布为裙衫，仍披毡皮之帔，头髻有发，一盘而成，形如髽。男女皆跣。”(2)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218-219.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白人条”载：“男子披毡，椎髻。妇人不施脂粉，酥泽其发，以青纱分编绕首盘系，裹以攒顶黑巾；耳金环，象牙缠臂；衣绣方幅，以半身细毡为上服。”[3]87这是李京对南诏白蛮衣着、饰品、发型等总的概括，“裹以攒顶黑巾”则与南诏王和贵族们有所不同，这是一般平民所用的颜色。从以上史料记载可知，在南诏男子披毡是社会服装的潮流，女子主要以裙装为主，男女发型都是梳成椎髻状，并盘起来，这与其他相关史料的记载是相似的，也在剑川石钟山石窟中披毡人石刻像中得到了印证[4]。 《蛮书》卷八《蛮夷风俗》载：“妇人，一切不施粉黛，贵者以绫锦为裙襦，其上仍披锦方幅为饰。两股辫其发为髻。髻上及耳，多缀真珠、金贝、瑟瑟、琥珀。贵家仆女亦有裙衫。常披毡及以赠帛韬其髻，亦谓之头囊。”(3)樊绰.蛮书[M].向达,校.北京：中华书局，2019:209.《新唐书·南诏传》的记载也与之相似，妇人不施粉黛，贵族阶级用上等的锦绫制作裙子，绣精美的方幅为装饰，发型为椎髻，戴头囊等，生活在南诏的人们也追求服饰的美观，佩戴珍珠贝壳等首饰。此种服饰在今大理巍山县的彝族服饰中留存，其服饰装饰以银质首饰为主，也仍带有一顶高高的头囊，该头囊装饰华丽，颜色鲜艳，与整套服装搭配十分协调。 (二)南诏服饰制作原材料 《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记载：“蛮地无桑，悉养柘蚕绕树。村邑人家柘林多者数顷，耸干数丈。二月初蚕已生，三月中茧出。抽丝法稍异中土。精者为纺丝绫，亦织为锦及绢。其纺丝入朱紫以为上服。锦文颇有密致奇采，蛮及家口悉不许为衣服。其绢极粗，原细入色，制如衾被，庶贱男女，计以披之。”[2]174南诏境内虽无可供养蚕的桑树，但是有“柘蚕绕树”，“柘”即柘树，是一种落叶灌木，该树的叶子可以喂蚕。从史料记载可知，村里柘树种植数量较多，长势较好，能为养蚕业提供丰富的食物来源，所以蚕丝产量也比较高，即李京《云南志略》记“地多桑柘，四时皆蚕”。抽丝的方法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精美细致地纺织成丝绫，或者是编织为锦和绢，都是上等的布料，而且“锦文颇有密致奇采”。 除了柘树，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