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之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中国的确立与发展.docxVIP

? ? 20世纪30年代之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中国的确立与发展 ? ? 赵炎秋 樊 祥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长沙 410081) 赵炎秋曾经探讨20世纪初中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发展问题，认为中国早期现实主义经历了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两个阶段，到20世纪30年代才最终确立。(1)参见赵炎秋：《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20世纪初中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发展的三个阶段》，《求索》2020年第5期。但20世纪30年代之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学术界的研究还不充分。这一问题牵涉到近百年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文学史以及政治、思想、文化等观念的发展与变化，研究起来有一定难度。但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潮，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中国文学的主要创作方法之一。研究20世纪30年代之后中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发展，既是回顾历史的必然，也是发展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需要。本文试图做这一工作，目的是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重视。 一、 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中期：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确立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确立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早期。抗战的爆发，使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现实主义适应了这种新的形势，一批知识分子基于社会现实的不同侧面，提出了不同形态的现实主义。(2)如广现实主义(李南桌)、三民主义的现实主义(邓拓)、民族革命的现实主义(洁孺)、抗日的现实主义(巴人)、新现实主义(林淡秋)、新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史笃)等。但总的来说，都还只是些零散的讨论，学理性不强，没有形成完备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周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介绍与讨论。在中国，周扬是最早较为系统地阐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家。1933年11月1日，他在《现代》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一文，较详细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涵。不过，周扬对这个新的理论也有一定的顾虑。他觉得，“新的口号在中国是尤其容易被误解和歪曲的”、“假使把这个口号生吞活剥地应用到中国来，那是有极大的危险性的”。(3)周扬：《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现代》1933年第4期。周扬这种犹疑的态度，一定程度影响了他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宣传。 1942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发表，为现实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在《讲话》中，毛泽东从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典型化、表现现实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形成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理论。毛泽东认为，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源泉。“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0～861、853页。这段论述，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毛泽东的现实主义文艺观。首先，他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原理，正确阐明了文艺和现实的关系。不仅认为现实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而且还客观揭示了大脑在此过程的积极中介作用，也即强调作家的主观能动性，由此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机械反映论。其次，他突出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既然文艺是作家主动创造的产物，那么革命文艺就应该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创造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进而教育、引导和帮助群众提高阶级觉悟，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再次，通过“六个更”的说明，毛泽东说明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社会生活虽说是文艺创作的基础，但文艺创作毕竟不是生活的直接摹写，而是需要经过典型化的加工，创造高于现实的“第二现实”。最后，较之“更典型”，毛泽东实际更青睐“更理想”、“更普遍”。因为典型在光明和暴露的题材中都存在，然而只有理想化的典型才更符合歌颂光明的文艺方针，从而达到更普遍的思想教育目的。由于毛泽东的领袖身份和理论本身的说服力，他的现实主义观很快为左翼文坛所接受并影响到全国文坛。 不过，虽然《讲话》涉及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各个方面，但毛泽东并未有意识地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将相关思想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这一方面是因为《讲话》的核心是文艺“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