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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自由与艺术从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到新月派民国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态建构 20世纪上半叶，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成为当时英国乃至世界著名的文化集团。这个文化团体, 以弗吉尼亚·伍尔夫、福斯特、利顿·斯特雷奇、罗杰·弗莱、克莱夫·贝尔、艾略特等著名作家、诗人、评论家为主体, 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当时英国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开创者和引领者。 而在同时期的中国, 出现了一个类似的文化团体——新月派, 它不像其时的许多文学或政治社团那样有着相对严格的组织形式和统一的宗旨纲领, 而和布鲁詹姆斯伯里集团一样有着尊崇理性、崇尚自由、尊重艺术等共同的精神追求和人生取向;此外, 两者在形成缘由、成员构成、组织形式诸方面, 也都体现出了自由知识分子文化团体的共同特色, 从而构建了独具风格的知识分子公共空间形态。从这些有趣的相似之处中, 我们既可以发现相似历史时代背景造成的巧合, 也可看出民国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身份认同焦虑之下有意无意的模仿与借鉴。另一方面, 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又恰恰凸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模仿与学习西方文化时试图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汇通与融合中西方文化的尝试与努力。 月日聚餐会:新国际专家,客观引导 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聚会始于1904年。从瓦奈萨和弗吉尼亚姐妹搬至布鲁姆斯伯里的戈登广场46号, 她们的兄弟索比·斯蒂芬把他剑桥的同窗带到家中进行每周四固定的聚谈开始, 至40年代布鲁姆斯伯里人物凋零、聚会不再, 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在布鲁姆斯伯里, 每周四的聚会, 把围绕着斯蒂芬兄妹的诸多剑桥大学年轻人聚集到一起, 就着咖啡、小面包和威士忌, 谈论哲学、诗歌、艺术和历史, 海阔天空, 畅怀交流。1906年“布鲁姆斯伯里派” (Bloomsbury Set, 以下简称“布派”) 的名称在英国知识界慢慢流传开来, 布鲁姆斯伯里的聚会也从一个小型夜谈沙龙, 逐渐发展为高朋满座、备受追捧的“星期四聚会”, 而布鲁姆斯伯里集团也成为了英国现代史上最为著名的文化团体。 和布鲁姆斯伯里的沙龙缘起英式的下午茶类似, 新月社缘起于中西结合方式的聚餐会。在20年代北平的中上层社会中, 生日会、聚餐会、消寒会、消暑会之风日盛。这种将西方社交传统与中国饮食文化奇妙混合的时尚, 在那些最早受到西方文明浸染的阶层中, 尤为风行。(1)吃喝之余, 畅谈国事、时局、政治、教育、生活, 彼此联络了感情, 交流了心得, 更宣泄了知识分子的忧患郁闷, 获得精神上的慰藉。“那时的政界人物以及上流商贾开生日会的兴趣极浓, 以后一般政客为要联络感情或培植势力, 将生日会发展为聚餐会, 多在私人的俱乐部举行。聚餐会的雅兴由上而下并由点到面, 很快就流播到其他阶层人士中间, 尤以大学教师这一群最为活跃, 其中又以欧美留学生表现得最多姿多彩。他们的聚会地点多在酒楼, 但不时会踏青登高, ‘辟克匿克’ (胡适语, 即英文‘picnic’野餐) , 吃喝唱嚷, 不乏重享童真之乐。”(2) 作为新月派的发起人和核心人物, 徐志摩在英国留学期间, 和罗杰·弗莱、罗素、阿瑟·韦利等布派成员或好友过从甚密, 甚至参加过布鲁姆斯伯里的聚谈。美国学者帕特丽卡·劳伦斯在《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一书中曾引用过布派成员戴维·加尼特的一句话, 来说明徐志摩在布鲁姆斯伯里所受到的欢迎:“他到这儿来过一次, 并彻底赢得了我们的心。”(3)1923年, 回国不久的徐志摩, 忘不了这种西式的聚谈方式, 便和胡适、闻一多、饶孟侃等在北平的一些教授们“拉了一些朋友, 一些真的朋友。因此, 没有领袖, 也没有组织, 七八个人, 几乎是轮流着到各人家里集会谈天”(4)。 每两周一次的聚餐, 把新月社同仁以一种相对自由和松散的方式聚合到了一起。从特点来看, 新月派的聚餐会不像周作人的“苦雨斋”聚会那样更多带有中国传统文人雅集式的兴之所至任意往来, 而是渐渐演化出一种结构松散但相对固定的人际交流形式, 也突破了中国以往藉由祖籍地域来结社的传统文人群体模式, 把严肃的知识分子言谈和轻松自由的社交聚会相结合, 给“五四”后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言说渴望提供了一种中西结合的新型公共空间。 新月社成立后, 聚餐会的地点相对固定到了徐志摩作为松坡图书馆英文干事的北平石虎胡同7号。1925年新月社俱乐部成立后, 地点又转移到松树胡同7号。就像布派聚会的戈登广场46号、布朗斯维克广场8号和查尔斯顿农场, 相对固定的聚会场所吸引了诸多文化名人的参与。从新月社的参加人员来看, 先后加入的文化人士主要有徐志摩、胡适、黄子美、饶孟侃、叶公超、任叔永、陈西滢、丁西林、凌叔华、林徽因、林长民、张君劢、梁启超、余上沅、闻一多、梁实秋、熊佛西等。 由于最初都缘起于朋友间的小聚畅谈, 两者的组织形式都比较松散。布鲁姆斯伯里第二代成员昆汀·贝尔是这样描述的:“实际上, 比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