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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道德理想的影像表达电影《孔子》评论 孔子的出现是中国电影在老虎年的开创性这部电影，也是近年来的一项重要活动。英雄神话始终是美国电影的运作模式,而道德神话是中国电影一以贯之的文化血脉。即使是英雄题材,在中国电影里也仍然以英雄的道德理想,用英雄以德殉志作为高扬的精神旗帜。以德立国,以德镌影,成为百年华夏电影的浩浩传统。 胡玫导演在2009年执导《孔子》,凝聚着以古鉴今的道德力量和率队履冰的非凡勇气,探索一条展现儒教创始人的艰险之路,面临着即使成功也交织失败的双重前景。因为她遭遇的是一个商品至上、金钱万能的价值多元时代,她面对的是既要除旧更新、又要和谐稳定的变革社会,呼唤孔子的仁爱道德、礼乐教化以修建人们的精神世界,就变得越发重要也越发艰巨万难。然而胡玫导演以圣徒般的执著,肩负起了这一影像铸造的重任。 《孔子》的叙事,以他51岁在鲁国任中都宰开始,因受排挤,周游列国14年,最后回到鲁国,在专事教育和修书中结束。在影片的前半部,展现孔子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文韬武略,描写他在夹谷会盟中巧计御敌、转危为安的足智多谋,刻画了他坚决反对用活人殉葬的强烈仁爱精神。而在他被逐出鲁国飘摇周游的漫长跋涉中,忍受苦难、屡遭拒斥、修身自律、诲人不倦,更靠近人们心中道德楷模的孔子,更像是为仁爱理想奉献一生的儒教实践者。在这方面显示了编导者阐释孔子的历史意识和艺术努力。作为一部既要树立千年伟人形象的大片又要面对当下电影市场的票房导向,《孔子》的创意构想和叙事情节不能不设立夹谷会盟、靶场比剑、子见南子……等视觉冲击的场面。然而,这些篇幅在刻画和深化孔子形象和主题意义上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和意义,反倒是影片的后半段描写冰河遇险、颜回抢书殉职、孔子悲痛欲绝的场面,更贴近主人公的心理和性情,更符合师徒矢志儒学、仁满天下的道德理想。尽管颜回之死也属于虚构的一笔,但这样的电影虚构,应该受到“宽容”,而不应受史实的束缚遭否定。不然的话,当下文化环境中对电影书写便寸步难行、无所适从。 “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表,作为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要挖掘他的精神实质和精神内涵,更多体现他的人格理想。”(1)胡玫导演及其创作集体正是按照这一创作原则来体现孔子的艺术形象的,影片的强烈情节和壮观场面虽然在前半部,但细致地刻画和深化孔子教育思想的内容却是在后半部。“天下为仁”的核心思想和“温、良、俭、让、义”的身教言教行动都是在后半部影片中得到更细致具体的表现“礼之用、和为贵”的观念,亦在孔子游历跋涉途中亲历亲为地以身作则。在近年来中国大片侧重表现宫廷武侠、奢华夺目的古装奇观的语境中,《孔子》素服无华、不事艳丽地展现春秋时代农耕百姓的艰难时势,孔子师徒颠沛流离的风雨人生,也是新世纪银幕上历史叙事的另一份景观,另一股清风。 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凡是社会激烈变动和试图变法图新的动荡时期,往往都爆发“批孔、倒孔”的社会思潮,出现全面否定儒家思想的社会运动;而在中国社会平稳发展、乱后思治的发展阶段中,孔子的道德主张和思想资源常常被当做构建社会稳定、民族自信和人际和谐的传统资源来重新演绎。在新世纪的当下,中国社会一方面进入急剧转型的变革时期,由一个社会体制和思想秩序都要从传统古国急速迈入现代国家的转型期;另一方面,又要求整个民族在经历这种急速转型和价值多元的时代里,保持和谐、团结、凝聚全民的力量度过这个非凡而又宝贵的民族复兴期。这时需要寻求一种共同信仰、凝聚力量、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就离不开千年传承、民间共鸣的“仁”、“礼”学说,离不开孔子树立的“天下为仁”,“礼之用、和为贵”的道德理念。当然,它必须经历适应当代社会现代性转化和改造,必须面临与当代世界各种先进思想资源的碰撞和交融,面临多种价值观的参与和互动,才能成为与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真正融为一体的道德理论。 而胡玫导演执导筒完成的影片《孔子》之所以如此上下求索、风雨跋涉,面对的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命运犹如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的挑战和褒贬,其处境犹如中国社会在国际风云中必须求稳定、求和谐之高度艰难一样。影片《孔子》是在矛盾处境中不断面临挑战而延伸其文化生命的一曲颂歌。影片公映之后,仍然引发了诸多不同意见和歧义评价,正说明了社会民主的提升和多元价值观的并行不悖,是中国社会当下的现状,也体现了影片本身可供阐释、可供解读的文化内涵。 影片《孔子》除了作品本身的观赏性和文化意义之外,它的运作和生产也反映出国家电影工程的特性、中国电影生产力转型和中国大片生产机制的演变等方面的特质。这些特质同样是引起关注的焦点。 首先,影片《孔子》的运作和生产不只是一部电影的制作过程,而且是一项涉及面广泛的文化工程,也是一次波及思想界、学术界和电影工业界参与的社会文化活动。国家领导人直接关怀这项重大的电影社会工程,指示“这对于弘扬我们中华文化,把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