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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自觉与自觉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 一 反思之处:情感与记忆 作为一个名词的记忆是对过去事物的记忆。作为一个动词的记忆是迫害、怀念和记忆他人和事。当你说“昔游再到,记忆宛然”(《关尹子·五鉴》)时,指的是前者;当你说“醒来记忆,谱入管弦”时(《长生殿·闻乐》),指的则是后者。所有曾游历过或居住在北京的人们,都有关于这座城市的或浓或淡或深或浅的记忆;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将这种自然生成的零散漂浮的印象,变成一种自觉的文化活动。将“记忆”从名词转为动词,意味着一个人物、一件史事或一座城市有可能从此获得新生。 不妨借用鲁迅的两篇文章,阐发“记忆”之如何成为重要的文化生产与创作动力。在《忆韦素园君》中,鲁迅用文学化的语言,谈论其对于往事以及故人的记忆: 我也还有记忆的,但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觉得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体上,有些是掉在水里了,将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然而中间混着血丝,连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污了赏鉴家的眼目。(P63) 除了对“赏鉴家”的讥讽别有幽怀外,“零落得很”的记忆,乃是人间常态。至于“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如此比喻,妙不可言。 所有对于往事的记忆,必定都是残缺不全,有因时间侵蚀而断裂,也有因人为破坏而损耗。面对往日生活的破碎印象,必须有足够的想象力与理解力,方才能很好地复原那些远去了的历史场景,并对其作出准确的价值评判。残片很美,也颇能打动我们;可更美妙的,还是如何将残片连缀成文。文学家和学问家的努力,就是搜寻失落的中间环节,填补诸多空白,呈现一个相对完整的已经消逝了的世界,并发掘其深藏的意义。 像《朝花夕拾》那样的散文,不用说,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P230)可就连小说,也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对往日生活的追忆。这一点,《〈呐喊〉自序》说得很清楚: 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P415) 其实,文学史以及文化史上的诸多名篇,都是建立在对于往事的精彩记忆,以及对于记忆的深度阐发上。在这过程中,由于回忆者的文化立场以及审美趣味,可能会污染证据,也可能会误入歧途,更可能过度诠释;但无论如何,人类无法抵御回忆往事的巨大诱惑。 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欧文(即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在论述“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时,有这样的说法: 如果说,在西方传统里,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意义和真实上,那么,在中国传统中,与它们大致相等的,是往事所起的作用和拥有的力量。(P2) 西方我不敢说,但要说古代中国人对于再现往事的兴趣,以及对于追忆这一行为的敬重,那我信。人类无法进入“时间隧道”,去修补不尽如人意的历史;但回忆往事的诱惑,却实实在在地存在。 说国人常常沉湎于对往事的记忆,其实不太恰当。不错,中国有十分丰富的历史著述,也不乏召唤往事的诗文;但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又很健忘——尤其是对于那些惨痛的往事。 作为动词的“记忆”,构成了人类重要的生活方式,其直接对应物,则是有意无意的“忘却”。在鲁迅笔下,“记忆”与 “忘却”之间的巨大张力,几乎构成了一部现代史。对中国人之“记性不佳”,擅长忘却,鲁迅很是痛心疾首: 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P162) 国人常说“前车之鉴”,可实际上,对那些过于惨烈的往事,往往不堪回首。战死在黄花冈的烈士,先是被当作茶余酒后的谈资,接着,便被寻求欢乐的人们所忘却。因为,“久受压制的人们, 被压制时只能忍苦, 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 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P409)读读鲁迅那些饱蘸血泪撰写的文章,比如《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白莽作〈孩儿塔〉序》等,你能理解作者的悲愤之情。与“遗忘”抗争,不断回忆并努力发掘那些被统治者刻意抹煞的历史印记,在任何时代,都是悲壮的举动。 追忆往事,并不仅仅是为今日的决策提供某种借鉴;那样的思路,实在太狭隘,且乏味得很。你会为往事所感动,也能从中获得启示,但就像欧文所强调的:“古代的东西并不是可以任意摆布的工具,它们是价值的具体体现”;“如果仅仅把过去应用于现在,我们就永远掌握不了完整的过去和有生命的过去”。(P17~19)即使我们目不转睛,即便我们万分虔诚,依然无法完全摆脱以今人的眼光和趣味去剪裁历史,如果再添上“借古讽今”的创作意图,焉能不处处陷阱其实,我们只能记忆我们愿意记忆的——外在的限制以及内心的恐惧,使得我们所谈论的文明史——包括北京城,永远只能残缺不全。 就拿北京城来说,经由一代代作家及学者不懈的努力,其形象正日渐清晰,其魅力也正日渐呈现。追忆往事,抗拒遗忘,尽可能多地呈现丰富复杂的历史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