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纱帐起常忧虑》的文化自觉与文化心理.docxVIP

《青纱帐起常忧虑》的文化自觉与文化心理 《田论》是1984年至1985年国家优秀剧本奖。地方报纸也发表了许多赞扬文章。虽然不能说是完全没有依据的，但情感反应大于理论探讨，广泛赞美比具体分析更重要。 获奖不久,作者访美归来,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复丁一三的信函:《青纱帐起常惆怅》。信中说,“当您把审美放在首位来审度《田野又是青纱帐》的时候,您便会发现仍然存在着源出意念的习惯思考模式的残迹,这是我经过痛苦的反思后极欲摆脱又来能摆脱的。”此后,公开的非议逐渐地多起来(其实在创作之初,口头的非议并不少),但各有各的标准,以凝聚为戏剧第一要义的嫌它松散,以唯美主义为审美理想的责难它有太多的社会学内容,作者坦率而真诚的自省,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什么是作者极欲摆脱又未能摆脱的呢?我想,从文化自觉与文化心理的角度入手,或许多少能帮助我们了解象李杰这样有作为、有创意的剧作家当前的斩获与困境。 一 新事物、新意识的畸形 人们可以对《田野又是青纱帐》提出种种责难,却不大可能不感受到从全剧所幅射出来的焦灼感与理性批判的激情。在这贯串全剧的焦灼与惆怅中,凝结着作者对一个风云际会、鱼龙混杂的变革时代的冷静思考,寄寓着对回头四顾、艰难举步的乡亲们深深的厚爱与无限的惋惜,表现了当代文化意识与审美选择的自觉。 李杰是一位严肃的作家,当有些人正喜滋滋地赞颂农民衣兜里白花花的银子、惊叹农村高楼四起、满碗流油的时候,他却不愿意用一曲甜腻腻的喜歌去凑趣,让风吹票子满地滚的当代神话模糊了人们的视线。他越过了这种廉价的喜悦,以一种近乎冷峻的目光,注视着改革的时代大潮涌进掩藏在青纱帐深处的阒寂乡村所引起的种种变异,毫不掩饰变革年代在人们心里所引起的惶惑迷惘和躁动不安,不回避描绘扶犁点种的老小爷们的精神世界与青纱帐绵亘久远的古朴文明的根深蒂固的联系。他笔下的民情世态、生活氛围、人物举止,大都呈现出新旧文化传统的复杂纠结,表现了生生不息的创造力与历史习惯惰力的严酷斗争。 民族传统在青纱帐系统内的停滞不前,三棵柳屯乡风民俗与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脱节,使新的事物、新的意识一经与古老的青纱帐传统接触,旋即发生令人惊诧的畸变。小英子对杨克说,“只要你能把电视大学攻下来,能拿到文凭,你让我干啥都行。“电大毕不了业,可别说我无情。”在小英子眼里,人的价值不是创造性的劳动,而是被抽象为一纸文凭。文凭一旦与权力、地位,金钱等值,文凭就被异化了。顾才有了钱,想的是“地主老郝家那大院套;王长生有了钱,张罗的是为傻儿子弄一个媳妇。突破了原有经济平衡的农民还未能突破原有的文化平衡,新的文化、新的意识远未从根本上改变落后自足的传统乡村固有的格局。正是在新的事物、新的意识在闭塞乡村所发生的畸变,在历史形成的文化潜流所留下的深深的印记中,突现了《田》剧清醒的、冷峻的文化批判意义。 与自满自足、冥顽不化的七老爷子、八老爷子,偏狭阴私、拨弄是非的丁花先生,要水平没水平、要文凭没文凭,昏庸无能的宫县长等反面形象相比较,作为一种《外面投射进青纱帐的明亮曙色,司马聪、彦子、牛犁等测量队员的艺术形象,显得过分苍白、过分模糊。推土机、压路机、汽车等筑路机械孤独的轰鸣,由于离开了与现实生活自身各种力量的生动照应,也未能成为超越现实界限的艺术象征。连接外部世界的大路与无边阒寂的原野的对列,现代化交通机械的轰鸣与《丹道秘诀》、“哭夜郎”的拘魂咒语的交并呈现,由于前者的虚泛悬浮,后者的实在痴迷,艺术对比的愿望完全落空了。 或许深广的忧虑,使愿望与可能性的对立显得更加突兀;过分的激愤,也使戏剧表现失去分寸。对唐税务、卫生汤、工商管理局的老刁这样一批鱼肉乡里、借改革以自肥的贪官污吏,作者不愿多费笔墨去一一描摹他们的嘴脸,只把他们作为一群失去个性特征的丑类加以鞭笞。这本是一种十分聪明、十分经济的手法,但过分的急切,过分的直白妨碍了这一巧妙构思的体现。在冯亚先、莲翠儿一连串“狗似的、猪似的”、“白吃的死人”、“驴球马蛋勒大脖子”的咒骂声中,在韩大嘞嘞以哀乐助酒兴的恶作剧里,对复杂的社会、政治因由的探究,几乎变成单纯的道德评判。没有变化,没有发展的舞台嘲讽,也使众多的场景变成一种“同音反复”。 但李杰毕竟是深刻的,一旦他将笔触转移到以土地为根基的劳动者时,他的理性认识与情感反应便获得了真正的平衡。即便是掬着泪水的焦灼,他也从不人为地拔高他心爱的主人公们。成了万元户的八聋子要“买歌儿”,把柜台里所有带响的、连同哀乐一齐买回来。八聋子按响哀乐时的洋洋自得,与文化结构的调整毫不相关;八聋子“不是有钱了吗”的自我陶醉,也远不是一种对人的价值的真正自觉。一出自夸的闹剧紧接一出摆阔的喜剧,在笑声的后面留下一丝苦涩。等车农民“谁挡了改革的道,谁就是秦桧!”“谁改革,谁就是岳飞,谁就是包公,谁就是老八路!”七嘴八舌的呐喊;众农民高唱“古来清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