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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档案馆与公共性的无缝连接 近年来，公共档案已成为文件领域的研究热点。特别是随着中国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关于公共文件与公众之间的“完美联系”的文章越来越多。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档案事业是公益性文化事业;然而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并没有明确将档案馆列入国家公共文化体系之中。笔者认为, 与同属公共文化事业机构的图书馆、博物馆相比, 国家档案馆 (这里主要指综合性档案馆, 以下简称档案馆) 的公共性并不完全、彻底, 有一定的限制, 具有有限公共性。本文将从档案馆体制、档案馆工作对象、档案馆服务理念与社会形象三个方面对此进行论证。 一、 档案馆系统影响其公共性 (一) 档案馆的定位与公共服务 1993年, 我国确立了档案管理“局馆合一”的模式, 这种特殊的定位, 使档案馆不再像图书馆、博物馆一样作为纯粹的文化事业机构存在, 而是具备了一定的政治性和政策性。在“局馆合一”的档案管理体制下, 档案馆更多地被视为政治机构的附属品和党政机关的机要基地;档案馆文化事业机构的定位也发生了偏差, 淡化了其应有的服务意识、效益观念和社会功能, 影响了民众对档案馆的认知。例如, 许多档案馆在选址与作息时间安排上更多体现的是为机关工作服务, 从空间和时间上限制了社会公众的利用, 实质上仍未摆脱“资政馆”的形象。而公共服务的基本特性之一, 就是便利性, 即公共服务应该是近距离、经常性的, 是人们能够随时随地可以获得的。可以说, 档案馆的特殊管理模式影响了其文化事业身份的纯粹性, 使其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难以与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相提并论甚至超越。 (二) 公务员群体的服务意识 目前档案馆工作人员属于公务员 (或参公) 编制, 政府部门的外部缺乏竞争性及内部缺乏激励性决定了公务员群体相对缺乏危机感, 缺乏积极主动的服务意识。相比而言, 图书馆、博物馆等这类纯粹的文化事业机构, 只有通过为公众服务才能体现其存在价值, 因而其服务动力和意识更强。服务公共性是档案馆公共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服务的主动性与广泛性, 何谈服务的公共性? 二、 公共档案馆的工作对象限制公共性 (一) 缺少具有多样性的社会档案 馆藏档案是档案馆服务的根基所在。对档案馆来说, 党政机关文书档案一统天下, 国家机关宏观层面的国家档案资源占据绝大多数, 而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反映微观层面的社会档案资源则少之又少。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特征之一为“多样性”, 即指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品种、层次、特色多样, 服务对象要覆盖不同群体, 同时为弱势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公共文化服务。目前, 我国档案馆馆藏中缺少反映微观层面社会生活的档案。这一现状制约了服务多样性的实现, 限制了档案馆的公共性。 (二) 档案利用服务的社会开放 根据《档案法》规定, 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 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 可以少于三十年, 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 可以多于三十年。但在实践中, 档案馆更倾向于保密安全的操作, 那些可以向社会开放却未满三十年的原则上也是不向公众开放的。此外, 馆藏资源开放数量及开放利用权限也限制了社会利用。目前, 档案馆馆藏正式向社会开放的档案仅占馆藏档案总数的一半左右, 而作为公共档案信息资源利用的档案大约只占馆藏档案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由此可见, 开放档案数量并不等于能作为公共档案信息资源开放的数量。档案馆档案利用服务与图书馆、博物馆利用服务的显著不同在于, 特定的内容对特定的人开放, “给你看你该看的, 而不是你想看的”。综上所述, 档案馆无法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利用的需求, 使得档案馆的公共性受到了限制。 三、 博物馆的服务理念和社会形象拓展了他与公民的距离 (一) 图书馆、博物馆的公共服务理念 长期以来, 我国档案馆被赋予了浓厚的官方色彩, 其功能定位不是面向社会的公共文化机构, 而是政府机构管理活动的伴生物, “资政”一直是档案馆的理念。档案馆工作职责是“为党管档、为国守史”, 这与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相去甚远。同样作为公共文化事业机构, 图书馆、博物馆的公共服务理念已较为成熟, 如早在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公共图书馆宣言》就显示:“每一个人都有平等享受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权利, 不受年龄、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国籍、语言或社会地位的限制。对不能享用常规服务和资料的用户, 例如少数民族用户、残疾用户、医院病人或监狱囚犯, 必须向其提供特殊服务和资料。”。 (二) 档案馆的公共性 社会形象是形象与社会存在的统一体, 单纯追求形象的公共性是难以持久的, 社会公众只有切实感到公共档案馆的实际存在, 才能在心目中树立公共的社会形象。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