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方鼎与成康时期的青铜器.docxVIP

静方鼎与成康时期的青铜器 自一段时间以来，日本著名的文物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现代西方乐器的静方丁，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这是因为这件器物牵涉到西周前期铜器的分期及同时期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迄至今日, 已有不少学者在《光明日报》《文物》《文博》《华夏考古》《中国历史文物》等报刊及个人著作中就上述问题进行过讨论。笔者过去亦曾对西周铜器中的某些问题发表过一些意见, 所持论点与今学者不尽相同。静方鼎铭的刊出, 促使笔者对有关问题做进一步思考, 感觉其中的关键仍是要弄清该器物的年代。现将一己之见提出来, 请诸位先生批评、指教。 一 成王时器中的静方鼎 静方鼎的年代, 诸家多定在西周早中期之交的昭穆时代, 然而这与出光美术馆弓场纪知所作该馆《馆藏名品选》对本器的说明是不一样的。弓场在描述了静方鼎的形制与纹饰以后, 明确指出“该器之形制、纹饰具有商末周初的特征”。笔者认为, 这个判断是恰当的, 静方鼎应是西周早期成康之际的作品, 不应晚至昭穆时期。 从器物形制看, 像静方鼎 (图一:1) 这样鼎身四隅及四壁中央有F形扉棱、四足上端有兽头并两道弦纹的方鼎还可以举出著名的德方鼎 (图一:2) , 采自宝鸡纸坊头M1所出伯方鼎 (图一:3, 采自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国墓地》上册, 文物出版社, 1988年, 第22页图一四) , 前者定为成王时器, 后者亦可断在西周早期前段。虽然这种形制亦见于西周早期后段的不方鼎及长安花园村所出方鼎, 但考虑到静方鼎的纹饰更类似德方鼎及宝鸡纸坊头所出方鼎, 则静方鼎应归属于西周早期前段, 即成康时期。 静方鼎的纹饰显示出更多的西周早期风格。从总体上看, 静方鼎的纹饰以饕餮纹为主, 除口沿下的一周饕餮纹带以外, 腹部以器身四隅的扉棱为中心, 构成四组带躯体向两面展开的饕餮纹。口沿下饕餮纹略似德鼎, 器身饕餮纹则略似德方鼎, 这两件德所作的器物都在成王时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静方鼎腹部中央饕餮纹两侧倒立的短尾夔纹, 这种组合始见于殷墟后期, 流行于西周早期前段;短尾夔纹的形象亦与此期流行的夔纹十分近似, 如殷墟西区M1713所出亚鱼鼎 (图二:3, 采自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 文物出版社, 1999年, 第224页图二:1) 及德方鼎 (图二:2, 采自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 第224页图二:8) 。因此, 说静方鼎的纹饰体现了商末周初的风格,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至于静方鼎铭文的书写风格, 虽然有学者认为其与穆王前期的鼎铭文相近, 但我并不这样看。论者称此二器中的“王”、“旂”、“巿”等字如出一辙, 实际上, 静方鼎上述几个字皆漶漫不清, 很难做准确比较, 若就其看得清楚的一些字而论, 倒是静方鼎中的“月”、“女”、“”、“宝”、“令”等多个字的写法与鼎铭文大异其趣。如“”字, 静方鼎铭中之字所从的两只手未曾合并在一起, 而鼎铭文已合在一起了;静方鼎铭中“宝”字所从的“贝”下面未见封口, 而鼎已封口作貝字形了;静方鼎铭中的“令”字, 鼎更加“口”写作了“命”字。凡此, 皆是鼎铭文晚于静方鼎, 并且晚的不是一时半会儿的证据。 综合以上几方面情况, 我认为, 将静方鼎的年代定在西周早期前段亦即成康时代, 是更符合器物本身的特征的。 二 静前三器之静与静之静应系同一人 一些学者之所以将静方鼎认作是昭穆时期的器物, 大概与传世的静所作的几件器物过去被普遍认作是昭穆时期的作品有关。这几件静所作的器物即静簋、静卣和小臣静簋, 它们分别被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和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所收录。大家知道, 郭沫若与唐兰在对待西周前期断代问题上是颇多分歧的, 然而对于静簋、静卣和小臣静簋 (郭称“小臣静彝”) 这三件器物, 双方一致认为它们作于穆王时期。刘启益的《西周纪年》也循郭、唐二人的意见, 认为静簋、静卣是穆王时期的作品。静方鼎铭文刊出以后, 一些学者很快将该器铭文与静簋、静卣和小臣静簋联系在一起。王占奎的文章即是一例, 该文并未对这几件器物做认真的比较, 便下断语说:“此三器 (按即静簋、静卣和小臣静簋) 之静与静方鼎之静应系同一人。”只是他认为静方鼎的作成时代要稍早一些, 在昭王之世, 而其他几件静器已延至穆王时期了。王辉《商周金文》也说:“静簋与静方鼎之静当是一人, 方鼎为昭王末年器…… (静簋) 宜为穆王早年器。” 在诸项比较中, 最明显的差异是诸器纪念的对象不同:静方鼎及小臣静簋是“用作父丁宝彝”, 而静簋则是“用作文母外姞簋”。此表明静方鼎与小臣静簋的作者是一人, 静簋的作者是另一个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静方鼎、小臣静簋铭文中的“父丁”不能理解为是静簋铭文“文母外姞”的配偶, 因为“父丁”这种称谓表示作器者为商人后裔, 而“文母外姞”的称谓则表示器物主人可能出自商人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