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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农民工的制度化参与论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渠道状况 制度化参与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政府政治参与的管理，应按照法治原则，通过立法的规定和程序进行参与，主要包括政治选举、政治共同体、政治表达和政治接触。农民工作为我国转型期出现的一支庞大的社会群体,其政治参与有着重要意义。农民工的四种主要的政治参与渠道畅通与否,不仅关系着农民工利益诉求的实现,也关系着我国社会的政治发展和稳定。 一、 农民的政治参与渠道的地位 1. 农民工的社区参与问题 多数农民工自出来打工后,回乡参与政治活动的状况并不乐观。武汉市的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调查也显示,参加最近一次村委会选举的只占19.3%,而没有参加的占79.5%。即使是参加选举的也只有占52.4%的人是亲自回村参加的;请别人代投的占15.9%;函投的占14.5%;通过其他方式投票的占11.75%。在城市居住社区参与政治活动方面:城市是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地,与农民工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当问到是否参加过居住社区选举等活动时,86.7%的人给予否定回答。在回答为什么没有参加居住社区选举等活动时,回答“我们是外来人”(71.7%)和“那是当地人的事”(16.7%)的总和比例达88.4%。可以看出,由于受选举利益的关联性及程序设计的复杂性等原因的制约,以及选举成本的考虑,使农民工很少专门为在驻在地参加选举而回原籍去开户口证明或选民资格证明,也很少回原籍去参加选举。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权利义务与自己原居住地政府过程的关系已经减弱。而同时,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与身处的城市政府的相关性却在不断增强,在涉及自身生存、发展的各个层面,他们有许多利益要求需要表达,但是由于户籍和身份方面的原因使得农民工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得不到保障,农民工选举权利得不到保障,就没有办法建立与基层人大代表的联系,更没有机会直接担任人大代表。由于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应有的回应和保障,城市政治结构还没有有意识地整合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使他们难以真正地融入城市。 2. 农民工缺乏必要的组织保障 农民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不能参加工会。即使在政府的倡导下,全国有些地方农民工有工会可加入,但大多只是“空壳工会”,不能真正保护农民工的利益。如在浙闽粤三省,以农民工为主的很多企业,工会组建率在60%以上,入会率在50%以上,部分高达80%以上的,大多只是停留在数字上,基本上不能维护农民工的任何利益。同时由于这一群体还缺乏必要的组织意识和能力,当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时,还不习惯通过工会组织来解决问题。同时,农民工不能建立自身的行业组织,没有一个集团性的维护自身权益的正式组织,尽管人数众多,但无法形成团体的力量,无法依靠正式的组织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当自身的利益与其他阶层的利益冲突时,也无法与其他阶层博奕。尽管农民工的非正式组织非常活跃,可以替代正式组织的某些保护功能,但无法替代正式组织的政治功能、法律功能、社会地位等功能。 3. 面向城市市民的类报纸 大众传播媒介作为社会公共舆论机构,是农民工的重要的政治表达渠道。中国有无数报刊,但是适合农民工的读物却少之又少,歌星、影星、体育明星、地产大亨、官员政要成了媒介的主角,而数亿农民工的新闻却鲜见报道。从当下城市流行的印刷媒体看,晚报、早报等都市生活类报纸近20年来发展迅猛,几乎每个省会城市都有至少一至两家面向城市市民的报纸,却未听说哪个城市创办过一份面向城市农民工的报纸;全国已注册的各类电视台有上千家,开办对农(农村、农业、农民、农工)栏目的只有1%,省级电视台中这类栏目的开办率也只有40%,为城市弱势群体包括农民工服务的栏目越来越少。而新兴的网络媒体,因其高科技设施,现阶段主要在城市运行,商业网站的定位有着更明显的城市化、年轻化、白领化的倾向,虽然网络上已出现了一批由农民工、打工者创办的网站,但电脑定价和网吧计费的高门槛也不是大多数收入菲薄的农民工们能够轻易进入的。总之,当代的各种都市媒体传播的信息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绝大部分是针对城市主流人群的需要进行制作的。可以看出,在现阶段,我国社会还缺乏让农民工阶层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缺乏使政府能够倾听到农民工呼声的机制。 4. 信访部门是一个协调性机构,其职能作用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我国公民经常性、制度化的政治接触活动是信访,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既是他们参政议政的特殊途径,又与他们意见表达的习惯相吻合。在外来农民工比较集中的深圳、东莞等地,劳动信访在处理劳资纠纷,保护劳动者权益方面,取得较大成效。可以说,劳动信访部门的设立,使权益受到侵害的农民工有一个表达自己的意愿,寻求当地政府帮助的场所。它作为一个正式的、制度化的解决农民工特殊问题和困难的通道,确实起到了一个社会安全阀的作用,有利于实现农民工与政府的双向信息沟通,有利于实现政治社会的稳定。但是,由于信访部门本身仅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