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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退赔庚款设置的中基会 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是一种特殊的知识生产活动。既然是知识生产,那么必然需要得到相当数量的经费支持,以保障知识生产与再生产之正常运行。西方近代基金会制度之引入及各种研究基金的设立,推进了现代中国之学术研究,并极大地影响着现代学术研究方向。1935年,在中央研究院首届评议会第一次年会上,生物学家胡先骕指出:“至吾国则除以退还庚子赔款所办之数基金会外,国家别无此项事业,殊非国家提创科学研究作育人才之道。”胡氏的判断是有道理的。由于特殊的机缘,民国时期对学术研究资助最大、影响最广泛之学术基金会,是以英美退赔“庚款”设立之中英及中美文化教育基金会。这些基金会的建立及对学术研究之资助,成为中国现代学术资助体制形成之重要标志。考察中国现代学术资助体制建立时,除了关注于各种研究机构创设之基金会外,不能不重点考察美国退还“庚款”设立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对学术研究之资助。本文拟在掌握相关材料基础上,通过对中基会对民国学术研究资助情况之个案分析,揭示近代基金会制度引入后对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所产生之重大影响。 一 科技事业:中基会对科学事业的资助 1924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将中国庚子赔款之余额及利息退还中国。为防止北京政府将此项巨款挪作军费或政费,遂由中美两国知名人士组成基金董事会,共同管理和使用这笔巨款。经过反复商讨,中美双方成立之庚款管理机构命名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又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其日常事务由干事长领导其所属职员承担。其首任干事长为范源濂,任鸿隽任专门秘书。范氏1927年去世后,经过周诒春之短暂过渡,从1929年起,任鸿隽出任干事长,并长期负责中基会工作。 中基会管理的基金为美国1924年退还的庚子赔款全部余额,约1 250余万美元;还有1908年归还的部分资金结余,约100余万美元;同时掌管社会各界向科教事业的若干捐款。这样,中基会每年能收到的固定资金高达近100万元。中基会不仅是美国退赔庚款的保存者,而且是这项巨款的实际分配者。 1925年6月2日,中基会在天津举行第一次年会,讨论美国所退还赔款之使用原则,议决了两项用款方针:其一,“发展科学知识,及此项知识适于中国情形之应用,其道在增进技术教育,科学之研究、试验与表证,及科学教学法之训练”;其二,“促进有永久性质之文化事业,如图书馆之类”。随后公布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分配款项之补充原则》,接受了任鸿隽的意见,明确将“教育事业”限定为科学研究、科学应用和科学教育,并对其内容作了具体说明:该会教育事业,拟暂以下列各项为范围:科学研究,包含物理,化学,生物学,地学,天文气象学;科学应用,包含农,工,医;科学教育包含科学教学,教育之科学的研究;文化事业,拟暂以图书馆为限,其他属于教育文化之事业,影响及于全国者,亦在考虑之列。该“补充原则”再次申明:中基会对于某种机关加以补助时,除须有过去成绩及维持现状之能力外,以能自筹款项之一部分为重要条件;如无特别约定或计划,每次补助暂以三年为限;在补助期内如无相当成绩,该会可随时停付补助金。 中基会将资助范围规定为“科学事业”后,接下来的问题便是用什么方法来达到提倡科学之目标。中基会确定了“为而不有”原则,旨在以“有限的财力,谋最大最良的效果”520,故其对科学事业采取了“补助”策略。该会第一次年会制定的六条分配款项原则为:(一)本会分配款项与其用以补助专凭未来计划请款之新设机关,毋宁用以补助办理已有成绩及实效已著之现有机关。(二)有因本会补助可以格外努力前进,或可以多得他方之援助者,本会更应重视。(三)本会考虑应行提倡之事业时,对于官立私立各机关不为歧视。(四)本会分配款项对于地域观念应行顾及,其道在注重影响普遍之机关,如收录学生遍于全国或学术贡献有益全民者,皆在注重之列。(五)本会分配款项应规定期限,到期继续与否,由本会斟酌再定。(六)本会分配款项须先经干事长详慎审查,遇必要时,得征求专家意见或请其襄助审查。这些分配款项原则,“消极方面,固可以阻止以要钱为目的的投机家;积极方面,也可以使成绩优良、信用昭著的机关,愈容易得到发展的机会”521。因中基会并非慈善机构,故这样的分配近乎锦上添花,大体上还算“因材而笃”。 1926年2月中基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常会,议决通过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分配款项之补充原则》《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发给补助费通则》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接受请款通则》等重要文件,从制度上为资助科学事业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保障。 资助科学研究事业、推进科学研究工作,是中基会资助之重点。为了将资助科学研究计划落到实处,中基会决定设立研究教授席、科学研究补助金及奖励金。早在1926年2月,中基会第一次常会便决议设立研究教授席,“本意于学校内施行之,继因国内研究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