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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比较的思维陷阱 一 “东方”是西方而非西方的“希望” 1993年至1994年，张居正发表了一篇关于自然的文章。大意说, 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是分析式的, 故以自然为敌, 所以天人对立;东方则是综合式的, 故以自然为友, 所以天人合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西方不亮东方亮。方今之时, 环境危机有目共睹, 西方已经没落, 人类希望在东方。以前之“拿来主义”就不对, 我们现在应当是“送去主义”。(1) 季老先生之登高一呼, 学界是否应者云集, 不得而知。但有一点绝对可以肯定, 老先生因其高论俨然成为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的一面旗帜。蹊跷之处在于, 我们的文化比较, 难道最终就是为了证明中国文化之高明?为什么从事文化比较之初, 允诺要摆脱文化优劣论的圈套, 要等量齐观平心若镜, 但最终得出的却是文化优劣论的结论? 假如我们翻阅一下国内林林总总的《中国文化概论》之类的书籍、或者再费点气力, 翻检一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就会发现季老先生的“新解”一点也不“新”, 甚至很“旧”了。既然结论如此陈旧, 论者为何还以为“新”?既然中西文化比较之结论如此单调, 为什么中国学人一个世纪以来乐此不疲?中西文化比较之背后, 有着怎样的思维陷阱, 以至于我们深陷其中而不自知? 二 中西文化的差异 凡“谈东说西”之人, 都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个印象, 即世界除了西方以外就是东方。这个西方是秉承希腊的西方还是秉承希伯来的西方, 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这都因人而异。不因人而异的是, 这个东方一般都是或主要是指中国。当然, 比较研究者也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其他文化存在, 但好像都甚无足观。这是上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的断言: 按照全世界人类文化以往的成绩而论, 现在文化便只有西方欧洲文化和东方中国文化两大系列, 源远流长, 成为人类文化的两大主干。 中西美学是最为古老、最具特色而至今仍最有影响和活力的两大思想体系。 我们且让历史后退50年, 回到民国时期, 钱穆先生笔下也有几乎一模一样的话: 若照全世界人类文化以往成绩而论, 便只有西方欧洲文化和东方中国文化两大系列, 算得源远流长, 直到现在, 成为人类文化的两大主干。 再向前追溯50年, 回到晚清, 看看“开眼看世界”的启蒙先驱如何看待中西: 黄白智, 红黑愚;黄白主, 红黑奴;黄白萃, 红黑散。 (唐才常《各国种类考》) 于全世界之中, 银色之人种横绝地球, 而金色之人种尤居多数, 是黄白二物据有全世界。 (康有为《大同书》) 彼夫印度之不昌, 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 其血管中之微生物, 与其脑之角度, 皆视白人相去悬殊。惟黄之与白, 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 黄人无不能者。日本之规肖西法, 其明效也。日本之种, 本出于我国。 (梁启超《论中国之将强》) 撇开有些语句中的种族歧视因素不论, 姑且假定种族歧视是白种人的事。横跨百年的这些语句的共同主题是:只有中西才处于同一个重量级, 其余均不足挂齿。这类文字极易令人想起“青梅煮酒论英雄”这出戏中, 曹操对刘备所说的那句话:“天下英雄, 唯明公与操耳。”差别只在于, 这句话现在不是“曹操”说的, 而是“刘备”说的。 《三国演义》没有写当年孙权、袁绍等人听到曹操的话是怎么个反应, 当然我们更无从知道, 假如此语出自刘备之口会如何。但完全可以确定的是, 假如印度、拉美、伊斯兰等世界听了我们的这种说法, 心里会很不舒服, 如果我们会设身处地为他们想。 “比较的规模决定着比较的性质, 当然也决定着比较的结果。”文化人类学告诉我们, 人类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 就是二元对立 (dichotomy) 。 (1) 假如我们认定只有中西之间才值得比较, 那么, 得出中国如此西方如彼之类的结论就是极其自然而然之事了。再加上1840年以来的历史扰攘, 我们以中西对立之思维模式来从事文化比较, 就基本成了定局。 我们的文化比较基本上都是“中西对立”这个模子套出来的。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如此西方如彼, 因为我们的思维模式认定, 中国如此西方必定如彼。 (2) 如有学者在对史前社会研究之后, 提出了以下两个命题:1.史前中国人的食物以植物为主, 而西方人则以肉食为主。所以中国人对自然是亲和的态度, 而西方人则与自然对立;2.欧洲人偏重于用左脑进行思维, 中国人偏重于用大脑两半球的平衡作用进行思维。故欧洲科学发达, 中国审美发达;西方人在思维方式和心理性格上有一种男性倾向, 中国人则有一定的女性偏向。 “一阴一阳之谓道”, 中西在这个概括中恰好占据了阴阳两极。我们无法知道其他文化地域在“植食”与“肉食”、“女性”与“男性”这样的二元对立中又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当然更无法知道, “植食”和“肉食”和性格有什么关系, 也许对于狼和羊来说是如此吧。这个例子也许可以提醒我们注意, 中西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