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性论思想的演进.docxVIP

先秦儒家性论思想的演进 从历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儒家性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之初, 心、性范畴各自都得到了较为独立的发展, 并形成了心、性分言的局面;直至战国时期, 心、性范畴才在郭店简那里呈现出合一的趋势, 并终在孟子那里形成了以心言性、心性合一的思维模式与思想特征。当然, 笔者学力尚浅, 行文当有偏谬之处, 恳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 心的道德评判功能与心理选择功能的比较 当然, 从思想史的角度而言, “心”字不仅于甲文中已经出现, 而且很早便在表征生理器官的基础上, 对于心的心理活动、情感意识、认知功能就有所指涉了。在《诗经》中, “心”多被视为思想感情的载体, 用以彰显人的情感意识。如“心如结兮” (《诗·曹风·鸤鸠》) 、“心之忧矣”和“心之悲矣” (《诗·大雅·瞻卬》) 、“心乎爱矣” (《诗·小雅·隰桑》) 、“我心忧伤” (《诗·小雅·小宛》) 等等, 在此, “结”、“忧”、“悲”、“爱”、“忧伤”都属于情感意识的范畴, 都以心为载体。另外, 根据张立文先生的统计, 在《周易》卦爻辞中, “心”字凡七见, 其主要涵义是指人的各种精神心理。《易·井》九三爻辞:“井渫不食, 为我心恻, 可用汲。”艮卦九三爻辞:“艮其限, 列其夤, 厉薰心。”《易·益》上九爻辞:“莫益之, 或击之, 立心勿恒, 凶。”可以说, 《易经》中的“心恻”、“薰心”、“立心”作为主体心理意识, 是客体在人心中的反映。换句话说, 主体心理意识的多样性, 已经表明了“心”概念的内涵在逐步丰富1。但是, 不管怎么说, 尽管“心”字于西周时期已富含多重意涵, 甚至指向了思想情感与心理意识, 但却很少与其他身体器官并举连言, 其道德性亦难言明显。 到了春秋时期, 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和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于“心”的认识又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心”的意涵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与拓展, 并逐步向标志主体性特性的哲学范畴演进。在这一历史时期, 思想家们不仅将心与耳、目、鼻、口等身体器官并列, 肯定了它的实体性2, 而且还把心从其他器官当中凸显出来, 赋予其一定的道德评判和心理选择功能, 如《国语·周语上》:“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国语·鲁语上》:“苟中心图民, 智虽弗及, 必将至焉。”《国语·晋语二》:“不能深知君之心度。”《国语·楚语下》:“心率旧典者为之宗。”《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居利思义, 在约思纯, 有守心而无淫行。……心能制义曰度, 德正应和曰莫。”3当然, 我们说此时的心已具备了一定的道德评判和心理选择功能, 但由于其道德评判功能与道德性是在与人们的实践活动、外在规范相对应的条件下获得的, 因而并不具有充足的主体性与能动性。 也就是说, 在先秦儒家那里, 由于心首先是具有实体性的生理器官 (在这方面, 与眼、耳、鼻、口等身体器官并无本质区别) , 所以其尚不具有形上之地位, 尽管此时的心已初步具备了对于其他身体器官的导向性与操持性, 但在这一历史阶段的文献中这种对其导向性与操持性的一再强调, 仍是以其实体性为基础的, 因而, 在很多时候仍能表现出这种双重受重视的特质来4。盖因为此, “所以孟子虽然提出了‘心之官则思’的命题, 对于‘心之官’的知觉思维作用, 却是直接的体验多于具体的分析”5。可以说, 这种双重受重视的特质即深深影响了孟、荀二人的言心论性。 因而, 对于心的言说与重视, 在孟、荀那里已是非常显著与明晰了。就整体而言, 孟子主要重视心的道德性, 而荀子则尤为重视心的主体认知性, 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 心不再被湮没于诸范畴当中而不显, 并随着其形上意蕴的不断增强而终于脱颖而出, 从而成为了哲学史、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哲学范畴与概念。可以说, 到了孟、荀这一历史阶段已经基本奠定了传统文化当中的“重心”之思维格局。 如上文所说, “心”字在产生之初便具体指称人的心脏, 后又引申表示人的思维器官和精神意识。从殷周到春秋战国, 便一直保持这一思路来阐释心范畴的内涵6。当然, “心”于孟子以前的历史时期, 多指涉生理器官、心理活动、感情欲望、思想认识等意涵, 而其道德意识则甚为淡薄, 不似自孟子始由于从心上寻求道德依据, 从而使心的道德意识大为彰显7。然而, 正是因为心本指涉心脏这一生理器官, 后又涵摄了心理活动、感情欲望、思想认识等多元意涵, 从而让郭店儒简继承并不同程度地发展了心的这些意涵, 而后又分别影响了孟子对于心的道德性、荀子对于心的认知性的言说与发挥。 二、 甲文“生”字的功能 从古文字学的角度来看, “性”字在先秦时期主要经历了从“生”到“眚”的演进。具体而言, 甲文“生”字, 从从一, 其状如草生出于地面形, 象从无到有之意。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