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社会的一个亡天下桃花得气美人中南明痛史与南明妓女.docxVIP

晚明社会的一个亡天下桃花得气美人中南明痛史与南明妓女 1644年，中国树干年表3月19日，李自成的大顺军占领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明朝灭亡。随之,弘光、隆武、鲁监国、永历四个南明小朝廷走马灯似的先后建立并消亡,中国南方陷入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群雄争霸局面,一直到清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1673～1681),大规模的民族矛盾方宣告结束,满清政府才算真正坐稳了江山。 阅读南明的历史是颇让人感慨且困惑的,因为满清入关伊始,其铁骑不过区区数万人,而南明朝廷此时尚有大量的正规军存在,在数量上无疑占有着绝对的优势。以这样区区数万满清军队去征服古老中国并最终“入主中原”,恐怕满人起初连想也是不敢去想的,当时他们的目的也无非是为了劫掠一番,衣锦还乡而已,然让多尔衮始料未及的是偌大中国竟然形同散沙,一触即溃,清兵所到之处,南明将士纷纷倒戈,如入无人之境。于是,满清这个只有四十多万人的游牧民族,带着同样多的奴隶,在征服了有着三四百万人的辽河流域之后,最终入主统治了数千万人的中国。 那么,到底是谁毁掉了大明的江山呢?《大义觉迷录》所载的雍正“上谕”透露了其中的秘密:“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师时,兵亦不过十万,夫以十万之众,而服十五省之天下,岂人力所能强哉?……其时统领士卒者,即明之将弁;披坚执锐者,即明之甲兵也。”清兵进攻南京时,仅仅江北降清的南明守军就远远超过了两路南下清兵的总和,其中包括总兵二十三员,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计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多名(据多铎向清廷的奏报),另外还要加上左良玉之子左梦庚部,以及黄得功手下将领田雄、马得功部,这些南明旧部为清廷征战时发挥的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满清的军队。 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顾炎武曾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辨,他认为“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亡国”尚不可惧,只要人心在,仍然可以卧薪尝胆,力图恢复;可惧的是“亡天下”,人道不存,即使存国也已没有什么意义,那就一切希望全无了!应该说晚明社会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亡天下”的局面。 晚明社会已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社会,明朝的灭亡也正是晚明社会各方面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南明小朝廷,则延续了晚明社会所有的弊病而苟延残喘。朝廷内部绝大多数官僚仍然因袭了党争之故套,一切都是以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为出发点,“荣利禄,趋声势,私妻子”,相互拆台,自相火并,结党营私,内部倾轧。甚至包括那些“民族英雄”如郑成功等,他首先考虑的也仍然只是郑氏家族的利益,而并非是以国家大局为重,只有当满清政府危及到他自身的利益时,他才会站在比较软弱的南明一边,说穿了南明朝廷不过是他借以号召群雄的旗帜罢了。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之下,一旦国难当头,南明文武官员“闯至则降闯,献至则降献,一降不止则再”(温睿临《南疆逸史》),公然将传统文化的道德教条抛诸脑后,也就决不会是偶然现象了。瞿式耜在桂林城破之日曾经写下了这样的《临难遗表》:“时臣之童仆散尽,止一老兵尚在身旁。夜雨淙淙,遥见城外火光烛天,满城中寂无声响。坐至鸡唱……大厦倾圮,非一木所能支也!”把那种形同末路的绝望表现得淋漓尽致,真可谓孤臣孽子,字字血泪,当此之时,夫复何言? 南明的历史是很值得人们去深思的。公正地说,明朝并非亡于“流寇”,更不是亡于满清,满人不过是利用了各方面的矛盾而坐收渔人之利而已,明朝实是亡于它自身的腐败!抛开政治的原因不说,南明的历史将中国人人性的痼疾暴露无遗,显示了他们集体做人的失败。明清之际无疑是考察传统士人文化人格的一个最佳契机,国难当头,传统知识分子首先想到的并不是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而是考虑个人利益的得失取舍,鼠目寸光地囿于一己的小圈子之中;他们因循守旧,嫉贤妒能,贪得无厌,朝秦暮楚;他们反复无常,插标买首,见风使舵,见利忘义。当一个时代滔滔者天下皆是这种人时,你就不能不把它归之于传统文化的失败了。 传统文化的士精神本来就是大文化环境下的产物,丧失了这种大文化环境,也就丧失了士精神存在的基础。晚明“启蒙思潮”的发生是传统文化即将解体时期奇特的文化心理现象,它既是个人的发现,同时也暴露了传统文化的危机。时至晚明,所谓政治早已变成了各种名节与礼仪之争,学者们空谈仁义道德,标举“行己有耻,博学于文”,“动辄叫人明心见性超凡人圣”,所注重的不是政治的实质,而是表面的斯文。在一个以道德名节为重的社会中,人们基于强权与道德的力量,不得不去自律以维护传统道德的尊严,而一旦时当末世,王纲解纽,原来用于维系世道人心的伦理道德就会失去其内在的约束力,人的自我意识与个人私欲也会急剧膨胀。传统道德的脆弱之处就在于它的严酷与不近人情,所谓“慎独”即是对自己的不信任,越是一个人越要面临着道德的煎熬,因为这种道德本来就是做给别人看的。南明的历史提供了一次检验这种个人道德的机会,结果大家纷纷在“慎独”面前败下阵来,露出了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