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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治校大学的价值选择与制度安排 大学是一个学术组织，正在收集、传播、应用和研究先进知识。作为科学家群体的代表和大学的重要成员，教师在什么状态、作用寿命以及不同的作用，不仅关系到教育和学术生产力的发挥，也关系到大学学术派别的维护和学术文化的赞扬。因此,对这一关涉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全局的价值选择与制度设计问题进行从学理到实践的多维思考,形成从学理认知、制度安排到实践操作层面的价值共识,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当前学界就此命题而展开的热烈探讨中,大致形成了“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的两种基本主张,也凸显出教授究竟应该负责“治校”还是“治学”的歧见。近期,赵蒙成教授的《“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辨》(《江苏高教》2011年第6期,以下简称“赵文”)和杨兴林教授的《关于“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再思考——与赵蒙成教授商榷》(《高等教育研究》2012年第4期,以下简称“杨文”)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两篇论文既代表性地反映了学界关于教授权力与责任问题的不同见解及其理论依据与实践主张,又清晰地呈现出两种主张在立论依据、论证逻辑与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分殊与歧见。鉴此,本着学术讨论与争鸣的规范和廓清疑问、寻求共识的初衷,笔者拟以赵、杨两文为基础,就杨兴林教授的“教授治学”立论进行探讨,以期能进一步推动学界关于教授权力的思考、讨论以及所预期的相关价值共识的达成。笔者的态度是:就核心价值立场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