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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回与宋末元初的江西诗派 方凯（1227-1307），万里，虚谷。著有《桐江集》、《桐江续集》、《瀛奎律髓》等。作为宋末元初诗坛的一位重要批评家, 方回品评了大量的诗人诗作, 其中对陶渊明尤为关注, 有较为集中的评点, 同时他还创作了一部分和陶、拟陶之作, 凸显出他对陶渊明的格外推重。宋末元初, 对陶渊明的推重几成诗学批评家之共识, 就具体论者而言, 基于各自的诗学思想, 对陶渊明的称赏又会各有不同的目的。方回作为具有江西诗派身份的重要诗论家, 他的崇陶、和陶等, 自然也别有一番意味。 一 从人格净化看,方回认为其是不忘“心”,其文是“人生” 宋末元初, 对陶渊明进行品评与接受者不乏其人, 如严羽、刘克庄、敖陶孙、姜夔、魏了翁、王恽、戴表元等, 在他们的著述中多有对陶的品评或和陶之作。金代的文论家中, 王若虚、元好问亦有对陶的称赏, 如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 其中就有一首论及陶渊明。相较而言, 方回在其著述中更是着意于表现对陶渊明的推崇, 而且与陶相关的作品也占有相当的数量。①大致看来, 方回崇陶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 称赞陶渊明的人格境界。“平生我解量人品, 元亮真成晋伯夷” ( 《久过重阳菊英粲然即事十首》其五) ( 《桐江续集》503) 。“晋季有诗人, 忽如古伯夷。其人果为谁, 请读渊明诗” ( 《次韵汪以南闲居漫吟十首》其五) ( 《桐江续集》310) 。方回以伯夷作比, 称颂陶渊明的精神气节, 认为其在当时堪为伯夷再世。伯夷不食周粟, 有气节, 甘于贫饿, 是“圣之清者”。这正与陶潜相似。中国古代自沈约以来往往认为陶潜不肯背晋事宋, 赵宋人尤其强调这一点。方回生当易代之际, 不得不背宋事元, 但仍然谈说气节。所以他说陶潜是伯夷, 也许还包含有自己内心深处某种难以言说的感慨与纠结。《张泽民诗集序》云:“不纯乎天理, 公论不尽; 不拔乎流俗, 人品不高。然捐是以自标, 则孔融、嵇康不容于曹马矣。必知此者, 始可与语渊明之诗也欤” ( 《桐江集》359) 。所关注者, 仍是身处易代之际的气节问题。另外, 方回还往往把陶渊明与严子陵并提, 如“人生千万事, 都不似归来。是泽鱼堪钓, 何田稻不栽。客行元亮邑, 家寄子陵台。缅想二贤迹, 吾颜亦腼哉” ( 《彭泽道中怀严陵》) ( 《桐江续集》252) 。“何独严与陶, 百代流清风” ( 《拟古五首》其二) ( 《桐江续集》565) 。严子陵, 即东汉严光, 与汉光武帝刘秀为挚友, 却不愿为官, 隐居于故乡富春山中, 颇有高名。方回在其著述中对其多有称颂, 除上引外, 还有《重修严先生子陵祠堂记》、《钓台书院清风堂记》等。陶渊明与严子陵都是堪称人格典范的人物, 方回将其并称, 无疑是立足于对他们人格风范的看重。方回对陶渊明的精神风范称赞有加, 与其对陶渊明心境有着较为深入的同情了解有关。其《心境记》认为陶渊明之所以“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 正是其“心远地自偏”之故。“此渊明之所谓心也, 心即境也” ( 《桐江集》388) 。《心境记》被认为是由南宋入元关于意境问题的一篇完整专论, “是自唐代以来诗境理论一个重要的发展” ( 陈良运411) 。该篇从人格的修养和文章写作上论述了作为“情”、“意”的“心”与日常生活之“境”的关系, 同时指出二者又各有自己的境界, 即所谓心境和人境。在方回看来, 真正的隐士不是靠一些不俗的举动而幻世骇众, 关键在于心境对世俗的超越, 陶渊明就是这方面的最好典范。文中对陶渊明心境的剖析, 实则可看作是方回自己追求的高标。从诗歌创作上来说, 有此人格境界, 诗人即可以善治其心, 不论是何种生存状态与生活环境, 都可以创造出超凡脱俗的诗境,②诗歌才具有真正的高格与风力。 第二, 推重陶诗。其《学诗吟十首》其三云:“我读渊明诗, 不忍复去手” ( 《桐江续集》589) , 对陶诗喜爱之情溢于言表。方回之称赏陶诗, 主要基于对格高和自然有味两个方面的看重。《唐长孺艺圃小集序》云: 诗以格高为第一。[……]予于晋独推陶彭泽一人, 格高足方嵇、阮, 唐惟陈子昂、杜子美、元次山、韩退之、柳子厚、刘梦得、韦应物, 宋惟欧、梅、黄、陈、苏长翁、张文潜。而又于其中以四人为格之尤高者, 鲁直、无己, 上配渊明、子美为四也。 ( 《桐江续集》682) 方回论诗重“格”, 其《瀛奎律髓》卷二十一云: “诗先看格高而语又到意又工为上, 意到语工而格不高次之, 无格无意又无语下矣” ( 278) 。格高是方回论诗的“根本标准” ( 方孝岳137) 。何为格高, 论家多有解说, 如方孝岳先生认为, 方回所谓的格高, 是“注意于意在笔先, 先在性情学问上讲求的” ( 137) 。朱荣智认为: “格者, 规矩、法度也。其在人曰人格, 为人品、风度之称; 其在诗文, 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