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5)--明代地方官府赋役核算体系的早期发展.pdfVIP

明代地方官府赋役核算体系的早期发展∗ 内容提要：明洪武到弘治年间，州县官府的赋役管理从基本不依赖核算向需要且能够 进行核算的状态转变。 洪武、永乐时期，在官府体系内部，只有田赋被部分地纳入核算管 理，其他赋役征发则完全或绝大部分无法计量，也没有计划性。 宣德以降，地方官员吸收民 间粮里阶层分担赋役负担的经验，在此基础上进行旨在“均平”的改革，以确保赋役的可持 续征发。 在探索均平之道的过程中，不同地方官员多采取量化赋役负担、预定征收计划、将 派征对象标准化并进行摊派核算的方式。 其中，田赋额等开始扮演摊派对象的角色。 这开 启了州县层面赋役征收核算体系的发展之路，也导致府、州、县与户、工等部及布政使司之 间产生了赋役核算信息不对称，出现了二重会计结构。 关键词：明代　 赋役核算体系　 财政计划　 摊派　 二重会计结构 １６、１７世纪发生了从明初户役式赋役征调体系向清前期以土地税为基础的赋税征收体系的转 型。 既有研究主要围绕一条鞭法，以嘉靖至万历时期为重点，对各类赋役改革进行了细致剖析，指出 ① 赋役课征对象由户分裂为地和丁，赋役课征内容逐渐定额化。 而所谓定额化的发生，是以赋役征发 ② 的可计量、可核算为前提的。 明初的赋役管理基本上是不需要也无法进行计量核算的，而到了条鞭 改革时期，为何能实现以可计量为基础的定额化呢？ 这就需要我们对明代赋役核算的发展，尤其是 对正德以前的早期地方赋役核算体系的形成有具体切实的认识，才能更好地理解一条鞭法改革的意 义和实质。 目前，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除了森正夫在分析周忱改革时有所涉及外，既有研究少 有着墨。 本文拟在前人勾勒的课征对象转变与定额化逻辑基础上，围绕“从基本不依赖核算到需要 且可以核算”这条管理技术演变主线，分析明代洪武至弘治时期地方官府赋役核算体系的发展，从核 算角度完善我们对明代财政体制转型起始阶段的认识。 一、主要不依赖核算的洪武、永乐时期州县赋役管理 财政收支可以进行会计核算的前提，是征收和支出都可以用数字来表示（量化），并且这种数字 是标准化的、均质的，可以进行有意义的计算，并制定财政计划。 整体而言，明前期州县官府的赋役 中国经济史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１期 ① 征收管理基本既不需要核算体系，也缺乏计算和计划的可能性， 这是由洪武时期赋役制度的设计理 念和实施框架决定了的。 在朱元璋创设的国家治理原则和架构中，明王朝资源征调体制的社会基础，是通过里甲制建立 ② 起来的以户为单位的人身控制关系。 编户齐民对以皇帝为代表的王朝之人身依附关系，既是赋役 征发的合法性来源，又是其运行的现实基础。 与此同时，朱元璋秉持“以良民治良民”的治理理念，形 成了在赋役征发上将主要管理责任委之于粮长、里长的“钦定承包体制”。 在这样的代理体制下，州 县官府的赋役征管只需抓住负有连带责任的粮长、里长即可，基本上不需要依靠核算体系进行。 借 由粮、里长役使里甲编户才是实现资源征调的根本之道。 进一步而言，州县赋役的三项主要内容———田赋、上供物料、徭役，在明初也都不同程度上具有 不可计算性和非计划性。 田赋和上供物料的征收、调拨虽然有实物数量的信息，但由于征收物种类 繁多，彼此价值差异甚大，无法靠实物数量统一度量价值。 在民运体制下，对百姓而言，又需要考虑 运输劳役，由此更增强了实际负担的不可计量性。 至于徭役，作为活劳动资源不可存储，其收支统一 于劳动者的应役过程，无法事后稽核；而不同徭役项目或同一徭役项目在不同时间的实际负担存在 很大差别，因此也就不存在核算的可能和必要。 赋役征收的计划性意味着具体负责征收的州县官府或担负缴纳任务的编户对未来的赋役负担 预先有所了解，而不仅是承命办纳。 明代初年，除了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大造黄册后，各地应征田赋总 额有了相对稳定的计划外，其他项目基本处于因需而征的状态。 就供应御用和朝廷的上供物料而 言，工部、户部和礼部根据需要分别独立、不定期向在外布政使司和直隶府州发出勘合照会或勘合札 ③ 付，开明所需物品及数量，然后由其具体办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