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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文人室内设计思想研究 一 “综合设计类”著作的组合 明朝中后期，虽然政治腐败，但经济繁荣，文风丰富。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使许多江南文人难以在仕途上施展抱负,遂将人生价值的实现转向个人生活环境的艺术化创造,并对日常生活事物给予空前的关注。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各种事物的设计,不但如此,还纷纷著书立说,创作大量与此相关的著作,成为这个时期盛极一时的文学风尚。明亡以后,朝代的更迭使文艺思潮发生很大的变化,明代的文学风尚也得到重新审视;同时,随着清朝专制统治的加强和正统文学思潮的冲击,对日常生活事物的创作也逐渐走向衰微。但清代前中期,仍有一部分江南文人继承了晚明文学的传统,创作出既有晚明精神又有时代特色的著作。 中国文学史上,把这些明清江南文人创作的著作,习称为“小品文”。“小品”一词,本是指佛经中篇幅短小、语言简约、便于诵读和传播的节本,与“大品”相对。(2)明代时,一些文人将其运用到文学领域中,由于没有明确的定义,凡是短篇杂记一类的文章,均可称之为小品。清乾隆时,纪昀等编篡的《四库全书》收录了许多明清江南文人的著作,并把一部分著作汇集在一起,统称为“杂品”,指出“穷究物理,胪陈纤索者谓之杂品”1006。从小品到杂品的概念含义来看,明清江南文人创作的著作,文体自由,内容丰富,不再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只是“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于是,日常生活中的山水园林、室庐斋阁、内外装修、家具器玩、服饰妆容、戏曲养生等事物,都成为文人书写的对象。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有许多对象与设计学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出发,文人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综合设计类。这类著作常以各种事物为对象,分门别类地论述它们的设计、欣赏和制作。如计成(1582-1637以后)的《园冶》共分三卷,内容包括兴造论、园说、相地、立基、屋宇、装折、栏杆、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等;文震亨(1585-1645)的《长物志》共分十二卷,内容包括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蔬果、香茗等;李渔(1611-1680)的《闲情偶寄》共分八部,其中居室部、器玩部、种植部,内容涉及房舍、窗栏、墙壁、联匾、山石、制度、位置、木本、藤本、草本、众卉、竹木等。除此以外,高濂(1573-1620)的《遵生八笺》、屠隆(1543-1605)的《考槃馀事》、卫泳(生卒年不详)的《枕中秘》、黄图珌(1699-1765以后)的《看山阁集》、曹庭栋(1699-1785)的《老老恒言》等,所论事物种类及内容都具有综合设计的特点。 器玩鉴赏类。此类著作常以可供玩赏的器具为对象,做条理化、系统化的鉴别和品评。文本形式有二:一是综合鉴赏,如曹昭(生卒年不详)的《格古要论》、张应文(生卒年不详)的《清秘藏》、谷泰(生卒年不详)的《博物要览》、董其昌(1555-1636)的《骨董十三说》、唐铨衡(生卒年不详)的《文房肆考》等,都是综合论述各类器玩的鉴赏和收藏;二是专科鉴赏,如陈继儒(1558-1639)的《妮古录》专论书画碑帖、青铜鼎彝的欣赏和陈设,袁宏道(1568-1610)的《瓶史》、张谦德(1577-1643)的《瓶花谱》专述插花和案头清供,周高起(?-1645)的《阳羡茗壶系》专记紫砂器具的源流、派别和高下,金元钰(生卒年不详)的《竹人录》和褚德彝(生卒年不详)的《竹人续录》专记竹刻工的生平、技艺和风格。 园林记述类。此类著作多为文人设计、游历某园林后,将其感受和体悟诉诸笔端,形成园记类著作。文本形式有二:一是单篇园记,如文征明(1470-1559)的《王氏拙政园记》、王世贞(1526-1590)的《弇山园记》、邹迪光(1550-1626)的《愚公谷乘》、祁彪佳(1602-1645)的《寓山注》、黄周星(1611-1680)的《将就园记》等,都是著名的单篇园记;二是多篇园记,如王世贞的《古今名园墅编》《游金陵诸园记》、袁宏道的《园亭纪略》、祁彪佳的《越中园亭记》、佚名的《娄东园林志》等。此外,文人笔记中也有大量的园记,如张岱(1597-1679)的《陶庵梦忆》有江南园记9篇,钱泳(1759-1844)的《履园丛话》有江南园记53篇,厉鹗(1692-1752)的《东城杂记》有杭州园记89篇,李斗(?-1817)的《扬州画舫录》也有扬州园记16篇。 小说描述类。此类著作常以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环境的描述,来表现社会生活。明代以后,文人创作的小说和笔记小说中描写园林、建筑、室内环境的作品不断增多,如冯梦龙(1574-1646)的“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凌蒙初(1580-1644)的“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施耐庵(1296-1372)的《水浒传》、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曹雪芹(生卒年不详)的《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