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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秘密纠纷中的权利边界与道德规范 商业秘密的法律理论得到了广泛的证明，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商会首次将商业秘密视为知识产权后，下列披露商业秘密的法律被视为与专利、商标和版权侵权平行的知识产权。然而, 与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不同的是, 商业秘密的权利边界具有不确定性, 这就决定了商业秘密侵权案件的审理与一般财产权侵权案件有别, 因为商业秘密案件审理时必须要先花功夫来廓清商业秘密的权利边界。由于商业秘密的权利边界并未在商业秘密法律制度中做出正面的、直接的、事先的规定, 也就是说, 商业秘密权利边界确定的时间被推后到了司法审判过程之中, 因而法院在审理商业秘密案件时就比审理专利权、商标权多了一项工作——厘定商业秘密的权利边界。在司法审判中确定权利边界, 法院必然会更多地运用义务理论,2从保密信息相关人所负的义务角度来划定某一具体商业秘密的权利边界。由于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是影响市场主体行为的重要因素, 因而融合了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的商业道德自然成了判断一个信息能否构成商业秘密以及能否获得保护的重要依据。 商业道德与一般道德3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一般道德标准下属于正当的行为放置在商业道德标准之下有可能被认定为不正当, 这是因为商业道德与一般道德的理性目标存在着较大差异。本文拟从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角度, 分析商业道德对确定商业秘密权利的边界、判断利用商业秘密的具体行为正当与否的直接指导作用。在分析商业道德之前, 本文将对其道德哲学基础进行简要分析, 以便从哲学和经济学视角观察商业道德的理性。 一、 商业社会领域的理性目标 现代社会已经分化为相对独立的若干领域, 主要包括涉及家庭、友谊的私人生活领域, 涉及市场的经济生活领域 (或称“商业社会”) 和涉及国家的政治生活领域。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逻辑、程序和规则, 而且不同社会领域的功能差异还在继续发展。4经济学理性主义告诉我们, 几乎所有社会领域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都将追求效用 (当然, 这里的效用既可能是物质利益, 也可能是包括愉悦、满足等非物质利益) 的最大化。与私人生活领域和政治生活领域不同的是, 经济生活领域 (商业社会) 以追求经济利益 (又称“物质效用”或“物质利益”) 最大化为理性目标;正是这种理性目标的差异, 导致了经济生活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政治生活领域有着不同的道德规范, 因为适用于经济领域 (商业社会) 的商业道德是不可能与主体的经济理性目标脱离干系的。换句话说, 私人生活领域和政治生活领域的道德共同体规范或者说公众道德是不能完全、直接适用于商业社会的, 商业社会有着不同于私人生活领域和政治生活领域的秩序和规则。 自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提出“经济人” (Economic Man) 这一概念以来, 有关人的利己与利他秉性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亚当·斯密“经济人”思想的精髓是:商品提供者出于自身利益而在客观上维护了他人的利益, 即商品提供者以利人为手段而以利己为目的。这一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人类社会学家的研究结果所支持。本文认为, 亚当·斯密的这一思想精髓也是商业道德的基石, 因为作为一个可以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普遍推行的行为规范——商业道德, 必然是绝大多数人所认同并遵从的;作为商业社会普遍遵循的商业道德规范, 无疑是应当与“经济人”的理性目标相契合的。为了更为清晰地说明“经济人”的理性追求, 本文首先将利己与利他类型中的具体表现形式进行比较与分析。 (一) “经济人”的理性目标与“利己利他”行为 在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的利己与利他双重秉性之后, 人们对利己与利他又进行了继续研究, 并将利己与利他的具体表现形式作了归纳。“利己”的具体表现形式有: (1) “利人利己”, 即通过利人的方式而达到利己的目的, 这是最常见、最普遍的类型; (2) “损人利己”, 即通过损害他人利益而利己, 又称“恶”性利己; (3) “封闭利己”, 即与他人无关的利己行为, 仅存在于与社会不发生关联的私人生活领域。 “利他”的具体表现形式有: (1) “利己利他”, 即以利己为出发点的利他活动, 包括“互惠利他”、“表面利他”、“亲情利他”等, 这种行为具有客观利他效果, 与“利人利己”属同一类型, 只是考察角度不同而已; (2) “舍己利人”, 又称“纯粹利他”, 客观上利他的行为会在不同程度上牺牲自己的财力、精力甚至健康、生命, 不图任何回报或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回报, 如匿名慈善捐款以及维护公共利益的各种善举, 舍己救人不事张扬, 为正义事业奉献财力、精力乃至生命等等; (3) “综合利他”, 即兼具以上两种特征的利他行为, 这种行为在实际生活中亦较为常见。 将以上利己与利他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放置在商业社会环境下, 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利己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