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话语的转义性与叙事性的历史性历史的叙事性与叙事的历史性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docxVIP

历史话语的转义性与叙事性的历史性历史的叙事性与叙事的历史性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 “历史诗人”是文学的“关系和表现”（resource）。历史和历史上的“关系与表现”文学问题，即“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和“关系”问题。“历史”可表示“诗学”的研究对象,在此意义上,它指“关于历史的诗学”,即关于历史的“诗性”(poetic)问题的理论,它涉及历史及“历史修撰”在本质上的“叙事性”(narrativity)、转义性、文本性、创造性、虚构性、审美性以及意识形态性等;“历史”亦可指称研究文学“诗性”问题的学科参照以及立场、观点或“视域”,在此意义上,它指“以历史为学科参照和原则方法的诗学”,它涉及文学在本质上(包括文学的各种要素和各个层面)的“历史性”(historicity)以及史学及其方法原则对文学的制约。与之相应,在“历史诗学”的运用上也存在两个相互关联的理论取向:史学家多用“历史诗学”指称以文学及其本质为参照而建构的史学理论;文学理论家则多以之指称以史学及历史原则方法为参照而构设的文学理论。两种取向因程度不同地关注研究对象的“诗性”和“历史性”内涵,而在客观效应上趋于一致,这种趋同性为“历史转向”以来的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所强化。总之,在“历史-文学”的关系语境中,通过揭示历史的本质特征及其内在的文学性(诗性、叙事性)结构以及文学的本质特征及其历史性含蕴来阐释文学与历史的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关于文学本质或历史本质的理论界说,这种学说可称为“历史诗学”。它关注的焦点是历史性与文学性之间的关联问题;它呈现出多种形态,具有史学和文学等两个彼此关联、内在统一的取向。海登·怀特在当代语境下系统阐发了史学取向的历史诗学。 一、 海登研究历史话语与古代语言学的研究范式 传统的历史诗学在史学与文学的叙述话语之间设定了一个不成文的相对界线:历史话语主司“真实”之再现,而文学话语则以想象和虚构为基本特征;前者构成文学的“历史背景”或“语境”,后者则是前者的“前景”或“反映”;前者充当认知性的“知识”,后者则承担审美的或道德的“教化”。尽管发现“文史相通”甚至主张“文史互济”、“六经皆史”的学者在中西历史上都代不乏人,但他们大都局限于传统修辞学及个人技巧层面,并未将其间“通约性”看成是根本的、普遍的和不可避免的,亦未找到文史互通的根本基础。 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普遍的“语言论转向”,使人们得以通过语言内在本质(非透明性、虚构性、诗性等)的发掘而对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之间的关系做出重新说明。作为“转向”的中坚力量,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的兴趣焦点大都转到了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的通约性和相互转换问题。由此产生的各种历史诗学流派大多强调语言的叙事性在“生产”历史知识过程中的基础作用,尤其强调历史话语与古今文化变迁之间的复杂关联。它们倾向于将历史话语视为各学科共同使用的语言,认为其意义并不直接源自作为历史行为者或历史书写者的“意图”,也不仅与所说所写的内容相关,而是源于历史文本所自出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结构。其理论批评实践在斩断了意义与作者意图和文本所指的“直接关联”之后,探索和勾画了一条研究社会历史文化的新途径。 在此总体趋势下,历史学家海登·怀特以激进的理论姿态,彻底拆除了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的传统藩篱,填平了两种话语之间的历史鸿沟。在此过程中,他系统阐发了新历史主义的某些重要理论命题,并为之进行了大力辩护,使自己成为新历史主义的重要理论代表(尽管他并不自封为新历史主义者)。 怀特有关历史话语和历史修撰的理论观点主要包含在其《元历史》(1973年)、《话语转义论》(1978年)、《形式的内容》(1987年)和《比喻的现实主义》(1999年)等一系列著作中,这些著作全方位多侧面地探讨了历史诗学的理论问题,主要集中于历史话语的基本转义形式以及由此而生发的情节编排效果、论证解释功能和意识形态含义。 “元历史”(metahistory)着重探讨历史意识、历史表述的深层结构以及历史的学科价值问题,剖析历史文本背后的那个先于批评的“潜在深层结构”,即人们用来说明历史阐释之本质的认识范式,认为这个结构是“诗性的”(它根本上不能脱离想象)和“语言的”(它因本质上属语言阐释而具有一切语言构成物所共有的叙事性)。“话语转义论”(tropics of discourse)主要考察编年纪事与故事、情节编排与比喻类型的关系,它不再将“转义”及“比喻”视为对某种历史编纂学风格的命名,而将之上升为历史话语的本性,认为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有着共同的虚构性质,“历史的语言虚构形式同文学上的语言虚构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形式的内容”(the content of the form)着力解决叙事话语与历史表述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叙事不只是一种表述真实事件之发展进程的中性的话语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