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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史学的理论与实践 现在，历史研究领域最具创新性的事件可能不是“历史哲学”对“伟大叙事”和“投降”的叛乱。自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 以往貌似不可质疑、不言自明的历史研究范式遭到了后现代主义致命的狙击, 像一个被击中命门的巨人摇摇晃晃。虽然现代史学在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敲击下早已遍体鳞伤, 但由于远离震源, 仍然运行在现代史学轨道上的中国史学好像并没有感受到来自后现代主义的“狂风骤雨”, 后现代这一魔鬼似乎还只是停留在屋门外的脚步声。但这只是一种假象而已。殊不知后现代史学的幽灵早已将“特洛伊”木马“病毒”植入中国历史学, 这一点我们从一些印有后现代主义特有胎记的词语在史学界的广泛使用就可以看出来, “文本” (text, 巴特) 、“解构” (deconstruction, 德里达) 、“书写” (writing, 德里达) 等后现代主义铸造的词语早已成为连缀历史文章的基本词汇。众所周知, “文本”这个词最能代表后现代的旨义, 单从字面意义上讲, “文本”与昔日惯用语“文献” (documents) 或“作品” (works) 并无二致, 但其实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文本”意谓符码允许开放且多元的阐释进路, 而“文献”或“作品”则代表作者与实体 (reality, 就史学而言则是史实) 之间封闭或自足的实录, 其解释系统即使不是固定的, 也是有限度的。在被称为后现代“祭司”的德里达看来, “文本之外, 别无他物”。而在人的“批判性阅读”中, 文本是呈现无止境而多解的, 只是语言符号的无限戏耍, 因此对于历史研究而言, 除了依靠残留的文本以外, 并无过去的实迹可以依傍。1可见, 对“文本”一词的接受就意味着不知不觉间对那个危言耸听的“历史之死”说法的认同。 虽然后现代史学作为“姗姗来迟的不速之客”,2一开始“在中国历史学家中并没有得到多少惠顾”,3但随着史学工作者对后现代史学提出的问题越来越难以回避, 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以后, 有关后现代史学的探讨逐渐显现沛然莫之能御之势。在学术关注点日渐散漫、学术动向“去中心化”的今天, 对后现代史学的讨论已经成为一个难得的焦点和热点问题, 越来越多的学术刊物、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加入到这一讨论中来。持中而论, 在国内历史研究领域, 无论是从持续时间, 还是从所发挥的显性以及隐性的影响来说, 在过去20年间, 还没有一种西方史学思潮能够与后现代史学理论和方法所掀起的波澜相比拟。它已经促使大陆相当多的历史学家在史学观念、治史路径以及历史研究新范式的建立等方面发生大幅度的转移, 甚至在某些方面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格局。因此, 非常有必要对近年来后现代史学在中国的介绍和研究情况进行一次粗线条的梳理, 以便我们“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4需要说明的是, 既然是粗线条的概览, 就难以面面俱到, 一些重要的论作就有可能被遗落而无法进入讨论的视域。本文拟以专题论文研究、系统的专书研究、西方后现代史学著作的大规模翻译这三个层面作为观察的视角。 较早被引进的后现代史学经典文献当属1990年第6期《国外社会科学》杂志刊登的安克斯密特的文章《历史编纂学与后现代主义》, 以及1993年出版、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年) 一书中所收录的选自海登·怀特《话语转义学:文化批评论文集》的4篇论文, 其中包括可说是海登·怀特著作中最具锐度的那篇《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正如大多数邂逅都没有在当时彰显自身的意义一样, 虽然怀特文中有“一个历史学家只需要转变他的观点或改变他的视角的范围就可以把一个悲剧境遇转变为一个喜剧境遇。……如何组合一个历史境遇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结合。这个作法从根本上说是文学操作, 也就是说, 是小说创造的运作”这样离经叛道、直接取消历史学客观性的话语, 但也许因为他在该书中是以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家面目出现的, 文章似乎并没有引起历史学界的重视和反响。1996年, 郑群在《世界史研究年刊》第2期上发表了《后现代主义与当代西方历史学》一文, 这是大陆历史学界较早从理论上系统介绍后现代史学的文章。其后, 对后现代史学的讨论渐趋热络, 参与讨论的人越来越多, 直到2004年达到高潮。5这一年广东的《学术研究》和北京的《史学理论研究》都组织了“后现代史学”笔谈。但是, 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王学典主持的《东岳论丛》“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专栏所开展的后现代史学讨论。这一讨论从该刊2004年第1期开始, 为时长达一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该次讨论是在国际间展开的, 参与讨论的既有大陆的史学家, 也有台湾地区学者,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英国剑桥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伊文斯、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凯斯·文沙特尔等都参加了对话。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