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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条约》与欧洲国际私法统一化 《丹阳条约》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另一个里程碑。经它修改后的《欧共体条约》在其第三部分《共同体政策》当中新设立了第四编:《签证、庇护、移民入境以及关于人员自由流动的其他政策》(以下简称第四编)。根据第61条,欧共体理事会可以就第65条所指的下列民事司法合作问题采取措施(measures):(1)改进和简化(improving and simplifying)司法和非司法文书的跨国送达制度、取证方面的合作、民商事司法决定及非司法决定的承认和执行;(2)促进成员国内部适用于法律冲突和管辖权冲突的规则的相容性;(3)必要时通过促进成员国内适用于民事程序的规则的相容性,消除对民事程序之良好运行的阻碍。这些规定直接关系到欧共体在国际私法领域中的立法权限,对欧盟国际私法统一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欧共体条约》第65条的规定 在决策程序上, 《阿姆斯特丹条约》规定了两个步骤1。第一步,在它生效后的5年过渡期内,欧共体委员会或者各成员国均有权提出动议,理事会应在咨询欧洲议会的意见后,以全体一致的方式做出决定。在这里,委员会的作用仅限于提出动议,欧洲议会亦只能扮演咨询机构的角色。各成员国的作用是最为关键的:它们可以单独地提出动议,也可以通过自己在理事会中的代表单独地否决理事会所收到的任何动议。第二步,5年过渡期届满后,理事会可以全体一致的方式,决定针对第四编的全部事项或其中某一部分采用第251条(以前的第139b条)所规定的“共同决策程序”,据此,理事会可采用多数表决制,各成员国不再单独地享有动议权和否决权,而欧洲议会的作用得到了相应的增强。 由于《阿姆斯特丹条约》各种语言文本的措辞不尽一致,人们曾对理事会是否必须如期转换决策程序存有争论。该条约的各种语言文本中,唯独英文本使用了代表着法律义务的命令语式的“应当”(shall)一词,其他语言文本都只是使用陈述语式“做出决定”2。如果依照其他语言文本的一致意思,理事会似乎只是有权这样做,而不是负有义务。但也有学者认为理事会应当如期启动“共同决策程序”,否则应基于条约的法律效力直接适用之(pp.693-694)。《尼斯条约》对此很明确,其第2条规定,除涉及家庭法的事项以外,理事会应依据《欧共体条约》第251条所规定的程序就该条约第65条所指的其他事项采取措施3。这就是说,理事会应在《尼斯条约》生效之日起即行采用“共同决策程序”,无须等到《阿姆斯特丹条约》生效后5年过渡期届满之日,也无须理事会届时再为此全体一致地做出决定。这显然将加快并简化理事会采用特定多数表决制的过程。 我国有学者认为,《尼斯条约》将有关家庭法的事项排除在这个加速进程之外,乃是欧盟国际私法统一和协调道路上的一个倒退。笔者不同意这种见解。众所周知,在法律统一化的各个领域中,家庭法由于和各国的民俗传统密切相关,一直以来都是进展最为缓慢也最为艰难的一环。即使在民俗文化传统较为接近的欧洲也不例外。在此采取现实和慎重的态度,继续沿用《阿姆斯特丹条约》所规定的“两步走”程序,是不难理解的。而且,即使未能提前适用“共同决策程序”,也未必就是倒退,理事会仍然可以依照《阿姆斯特丹条约》的既有规定在适当的时候予以采用。至于《尼斯条约》的这项规定究竟会对欧盟国际私法的统一化进程产生什么影响,则应视家庭法事项在《欧共体条约》第65条中所处的地位而定:如果它是该条的核心,那么《尼斯条约》确实没有能够起到加速欧盟国际私法统一化的作用,甚至还可能造成某些间接的负面影响;如果第65条还包括诸多其他重要的国际私法事项, 则应承认《尼斯条约》对欧盟国际私法统一化的贡献。 二、 明确民商事领域的划分依据 如前所述,第65条属于修正后的《欧共体条约》第三部分第四编。从条约的结构来看,第65条无疑属于“关于人员自由流动的其他政策”。所以,确定“人员自由流动”的含义,对于准确理解第65条的适用范围十分关键。第四编将国际私法事项纳入其中,显然意味着人员自由流动绝不仅限于出入境管理等行政法领域(签证、庇护等等)。但究竟哪些国际私法问题是“关于人员自由流动”的,却不易断言。狭义的理解认为第65条主要针对人(包括法人)的身份与能力、家庭关系和继承。合同、侵权等问题虽然也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人员的自由流动,但与货物、服务自由流动的关系更加密切,不应列入第65条的范畴(p.698)。广义的理解认为,第65条可以包括债务、财产、家庭、继承等等与人员的自由流动相关的所有民商事领域,并不仅限于人的身份和能力、家庭、继承几项(p.18)。欧盟理事会和委员会于1998年底共同提出的《行动计划》持广义理解4,除离婚、家庭、继承等事项之外,它还涵盖合同义务、非合同义务、民商事程序、有体动产的善意取得等诸多方面。笔者赞同广义理解的看法,因为狭义理解其实是在条约的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