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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视域下的河湟地区多元宗教文化的共生模式 蒙古河永地区也被称为蒙古河永民族走廊，位于中国地理的几何中心，埋在洛杉矶高原、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之间。它以黄河为中轴,从西往东,依次是湟水、大通河、隆务河、大夏河、洮河、庄浪河等为主要支流形成的流域,正好压合在我国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交错地带。从历史上看,作为南来北往之必经之地的河湟民族走廊,其北接河西民族走廊和长城民族走廊,南连藏彝民族走廊,是唐蕃古道南进西藏,青唐路西下新疆,联通中亚广大地区的交汇之地。从我国的文化区来看,在宏观层面上它地处四大文化区——汉语文化区、蒙古语文化区、新疆突厥语文化区和藏语文化区——的中心地;在中观层面上它地处四个省级的民族自治区的核心地带——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微观层面上它濒临四个地级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从河湟地区内部来看,这个以兰州市、西宁市、临夏市为核心城市的区域所拥有的26个地县级辖区中,其中有一个地级民族自治州和9个民族自治县1。河湟地区是中国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在其文化显性结构上是多元共生的民族文化——有汉、藏、回、蒙古、撒拉、东乡、土、保安、裕固等民族,在其文化隐性结构上是经纬交织在多元民族文化中的多元宗教文化——佛教(汉传、藏传)、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丰富多彩的民间信仰。河湟地区是我国多元族群与文化多样性最为丰沛、积淀最为深厚的文化区之一。在逾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以多元族群为载体的多元宗教文化互融涵化,共生整合,形成河湟地区独特的多元宗教文化和合共生模式。笔者认为,河湟地区堪称观察中国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典型“标本”,而在该地区拥有近两千年传播历史的道教文化无疑又是透视这一文化模式的最好“显微镜”。 一、 明清时期全派道教 道教在河湟地区的传播有着比较悠久的历史。东汉时期,已有道士在兴隆山修建庙观。隋唐两朝崇奉道教,并设有崇玄署专司道教,以后历朝皆设有专门管理道教的机构,如元朝设集贤院官玄门,明清两朝设有道录司、道纪司、道正司、道会司,分别管理全国及府、州、县各级道教事宜58。而道教在河湟地区的流行,亦始于唐朝。据《甘宁青史略》载,“至唐而老子之教盛行甘肃,道观多建于唐时。”57北宋时期,道教在河湟地区的传播相对活跃,并建立了一批有影响的宫观庙宇,如距今乐都县十公里的引胜乡的武当山道观,供奉真武大帝和道教众神。在兰州新建了玄妙观(后改名东华观)、城隍祠13,此时的兴隆山已是闻名遐迩的道教名山,人称“洞天福地”,“兰郡之圣境”。元代河湟地区的道教,基本处于两大教派——全真道与正一道并存发展状态。其中,正一派与这一地区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仪式习俗的关系更为密切。道教的传播主要在河湟地区的汉族群众中,并通过与本土的原始宗教、民间信仰等攀亲结合,逐步扎根于河湟社会的土壤中。全真派著名道士丘处机曾云游甘肃,授徒传道。宁宗庆元年间,有秦致通、李致享二人在兰州榆中的兴隆山结庐朝阳洞,他们对当地道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后世为纪念他们,将朝阳洞改建为“二仙洞”,并塑有二人神像供奉。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蒙古人左黡于河州(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创建“大隐庵”,请道士郭飞阳任主持,又称“飞阳仙院”。元惠帝至正五年(1345),道士程德清修真武殿,观名称为真武宫,至清乾隆年间,更为现名“万寿观”,是河州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全真派道观。 明朝时期道教在河湟地区的传播进入了鼎盛时期。明初,驻守甘肃的明太祖朱元璋的十四子肃庄王朱瑛虔信道教,并于明惠帝建文二年(1400)改建兰州的九阳观,命名为“金天观”,同时迎请张三丰的弟子、武当山玉虚宫真人孙碧云为金天观首任主持。张三丰云游西北时,曾途径兰州,并在金天观与孙碧云谈经论道、研释《易经》。孙碧云博览儒、释、道众家经典,具有颇深的道家修养,他在金天观授徒传教时,弘传崇尚清虚自然的教旨教义,严格道教丛林规矩,使道教在兰州的传播盛极一时,金天观也成为道教全真派在甘肃活动和传播的中心15。肃庄王朱瑛还主持修建了凝熙观、斗母宫、天齐庙、太乙延庆宫等,并延请火居道士住持57。“有明一代,驻兰州的几位藩王均为道教信徒,自起道名法号,常率官员设坛建醮。在当政者的倡导下,兰州修缮宫观之风蔚起,玄妙观、城隍庙、兴隆山道观,分别在宣德、嘉靖、万历年间修葺一新,兰州道教极一时之盛。”在青海,明宣德初年,土族土司李英于西宁建真武庙,明宣宗亲赐“广福”观名,西宁才开始出现全真派出家道士。明崇祯皇帝的叔父朱清真出家为道,辗转来到西宁修建塔院静修,他去世后,道众对西塔进行了维修和扩建,改名为朱仙塔院,成为西宁地区道教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最富盛名的道教活动场所元朔山的太元宫、紫峰观皆修建于明朝。 清代,道教在河湟地区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