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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治理中成长我想说的……关于《孙越生文集》 当我看到孙越生文学的评论时，我想提出以下几点。十年来,我几乎没有再写什么想写的东西。可是,这次涌出的似乎是一些非说不可的话,再加上友人的约请,竟让我不得不将其写出。是想借此机会,使我对孙老师不尽的思念之情有所表示;还是想以拙文有助于人们了解先生,关注他的著作和思想;或者,还有什么别的缘由,我也不想去推究了。总之,我面对的是这本书的作者和读者。我所敬爱和钦佩的孙老师已经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所幸,他的思想还会给需要的人们带来益处。面对他和他们,我的这些文字至少是真诚和负责的,当然,除此以外,我恐怕也做不出什么别的承诺。 一 第一次世界的描述——从我开始的阅读 我与孙老师相识于一九八八年。其时,我正在思考有关中国民主的问题。偶然看到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颇受启发。此书初版于一九四八年,仅印三千五百本。它所批判的是包括蒋家王朝在内的中国官僚政治,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具有不应忽视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此书却被束之高阁,几乎为人遗忘达三十余年之久。是孙老师在十年浩劫后不久(1979年)即撰文介绍此书,并于一九八O年主持再版此书,还专门写了《再版序言》。此序与此书的真知灼见交相辉映,在时间与事实的检验中,日显其真理的价值和光芒。 孙老师是王亚南的弟子。他不仅继承了其师桀骜不驯的野马精神,更继承并推进了他的未竟之业。他在一九八〇年写道:“当旧形式的官僚主义尚未消灭殆尽时,新形式的官僚主义已经出现,例如,在西方谈得很多的‘技术统治论’和‘技术官僚’,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很有必要在研究各国官僚政治史,特别是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史的基础上,结合新资料,建立广义官僚政治学的研究。它的任务有:其一是研究官僚政治因素的发生、发展(官僚政治)、灭亡的规律,以便于同官僚主义在一切国家、一切领域的一切表现作长期有效的斗争和防止官僚政治的复活。其二是研究王者的限度,即研究和预测王者或领导人的权力的限界,帮助他们尽可能成为有自知之明的统治者,而不是单纯地期待他们效忠人民……”从孙老师的文字中,我感到一种少见的真诚、如实与平和,一种超越、切实与清晰。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去结识他第一次见面的询问就是:对于官僚政治的研究,您是否有新的创见和推进? 也就是在一九八八年,在我们相识后不久,他就将这部《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的书稿郑重地让我看。看后,我的承诺是:收入一套正在出版的民主研究丛书,一字不改地尽快出版。孙老师是信任我的。可是,我却说了不算,此书稿最后因故未能出版。一九八九年,在孙老师的一再催促下,我很不情愿地将书稿送还他。这使我既惋惜又歉疚:承诺之事,终成空言;真品问世,不知何时。 再与孙老师相见,已是一九九七年的事了。八九年过去了,我们却毫无生疏之感,仍然是一见如故,仍然是坦诚相谈,而且似乎更心领神会了。最先询问的,还是那本专著的命运如何。得知它仍旧尘封,令我真是无话可说。所幸已有孙老师《历史的踌躇》和《干校心踪》出版,真让我为他高兴。读后,不仅使我对孙老师由信仰支持的独立人格和独立的思考精神更为钦佩,也对他思想的价值更加看重:我感到,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孙老师的人格、精神和思想,于是建议先对《干校心踪》(诗配画)有所介绍,并答应负责在杂志上刊出。现在想来,我真不该一谈再谈,又作出这样毫无兑现能力的承诺。由于这本书是孙老师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用水彩风景画和诗相结合的艺术形式来记录痛苦心灵和美丽自然的对话,反映出他作为一个纯正知识分子逃避现实和反抗现实的特殊心态和方式,若非既了解和理解孙老师的为人和思想,又懂得美术、诗歌的人,是难以写出一篇如实的介绍文字的。 万般无奈中,我向孙老师提出一个不情之请,由他自己撰文将《干校心踪》一书介绍给读者。初稿很快写就,这既在我的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孙老师拿给我看,征求意见,最后成为现在收入其文集的那篇文章——《心灵和自然的对话》,署名:韦弦。记得当时我曾问他为什么用这样一个笔名,后来,话岔过去,竟没有机会再问。谁又能想到,此文竟成了孙老师最后的绝笔之作,也成了阻碍我在他病中探望他的缘由。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从他家取走此稿的那天。他一个人在家,准备了一席饭:一条大鱼是他早上特意去买来的。直到他端锅炒菜时,看见他手直发抖,我才忽然感到,孙老师的身体竟是那样的虚弱。我一下子自责起来,为什么只是聊纸上的东西,却很少关心过老人家的身体,而这次又让他如此劳神辛苦……然而,孙老师对我的抱歉却不以为然,连说没有关系。席间,他还颇有兴致地与我对饮了一点葡萄酒。突然,孙老师离席坐到沙发上,感到很不舒服。我真的慌了,情急中,施展出所谓的气功本事。所幸,孙老师渐渐恢复了常态。回家后,我整夜无法安眠。想打电话询问,又怕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