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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回疆法文化与清朝法文化的关系 回族是清朝天山南路信徒伊斯兰教的姓氏。乾隆二十四年(1759),伊斯兰宗教首领大、小和卓木发动叛乱,很快被清军平定。在此之前,北疆强大的准噶尔蒙古统治势力已被肃清,维吾尔族成为天山南路的主体民族,遂有回疆之名。平叛后,清政府在回疆设官陈兵,立法建制,对该地区进行直接统治。为求回疆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清政府一方面将大清律法颁示各衙官署,另一方面根据当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历史传统的实际,在国家法制统一原则的大前提下,建立了一系列与内地有别的法律制度。大清王朝对回疆地区直接行使立法权,使该地原有的法律制度、法律体系、法律秩序受到冲击。两种法文化对接后,开始了冲突和整合的历程。本文拟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出发,尝试对两种法文化彼此的冲突与整合问题作一探讨。 (一) “法文化”的概念 关于“法文化”的称谓、概念界定问题,学术界颇有争议。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法文化”就是“法律文化”或“法治文化”的通称,是同一事物的两种叫法;第二种观点则直呼“法律文化”,而避开了“法文化”的提法,至于两者是否有区别或当属同义词,则只字不提;第三种观点认为“法文化”与“法律文化”是有严格区别的,“法律文化”是基于狭义的亚文化提出来的,它只针对官方正式颁布的法律文件以及社会上处于统治地位的法律思想、司法设施而言,而且“法律文化”概念本身的表述存在着先天不足,因而主张用“法文化”概念来置换“法律文化”。学术界对“法文化”的称谓及界定发生争议,主要是由于研究视角的多层次性引起的,各种歧义的产生也就成为必然。但一种事物的概念本身常常界定该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内涵大小,如果长期游离于不稳定状态,势必影响其正常发展,也会给科学研究带来许多麻烦甚至误入歧途。所以,我认为非常有必要在论述两种“法文化”的冲突与整合之前,把这一概念的范围搞清楚,否则关于本文的论题难以展开。 本文比较赞同第三种观点,即“法文化”已包含“法律文化”,在实际的研究中,使用“法文化”的称谓比“法律文化”更科学。这是因为“法文化”的研究视域非常宽泛,内容非常丰富。它不仅涉及官方正式颁布的法律文件以及社会上处于统治地位的法律思想、司法设施,而且也要关注前者之外的非官方的强制性规则和其它具有约束力的民间习惯、各民族的宗教习俗等。而“法律文化”一词则根本无法涵盖以上庞杂的内容。可遗憾的是,上述第三种观点也没有给“法文化”本身下一个定义。什么是“法文化”?“法文化”的概念如何界定才算科学,还需学界认真研究。本文在吸收前人关于“法文化”概念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作以下表述:即“法文化”是指根植于一定固有文化土壤之上,并体现其民族精神和时代风尚的法律制度、法律思想、法律设施、法律艺术、民族和民间传统习惯在内的一切法律文明成果的总称。 在弄清什么是“法文化”之后,还有必要理顺回疆法文化和大清法文化之间的关系。从广义上讲,两种法文化同属中国传统法文化,是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二者具有共性的一面。但两者又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属于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两种不同类型的法文化亚型。同任何一种文化一样,法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相互吸收和包容,以努力丰富自身的文化体系;另一方面也因其区域性、民族性、阶级性而相互冲突、排斥。回疆法文化是一种根植于回疆特定民族文化之上并体现其民族精神和时代风尚的法律文明成果。该法文化具有多元性(如伊斯兰教法、蒙古法、中原法以及伊斯兰化前本地旧有的习惯法等),这种法文化模式的形成极其复杂,然其核心部分即民族性和宗教性因素始终较为稳定。即使在清政府用兵回疆后,回疆法文化体系也没有被完全冲垮,在经历漫长的冲突与整合之后,回疆法文化则显得越加丰富多彩,更富有民族特色,如嘉庆时制颁的《回疆则例》就是最好的证明。大清法文化是指根植于儒家大一统文化之上并体现满族贵族专制的法文化系统。大清法文化充分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兼容性和君主专制的不合理性。 (二) 刑事法律方面的冲突和应对 清朝的法律政令进入回疆后,使原来平静、古朴、多元的回疆法文化与大清法文化发生密切联系的同时,碰撞、冲突也因此而产生了。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比这两种法文化彼此冲突的内容: 1、指导思想方面的冲突。大清法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其代表作是《大清律》。该部法典是总结两千多年来儒家传统道德的精华制定而成的,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出礼入刑是其核心思想。回疆法文化虽也具有多元性,但伊斯兰教法占据重要位置,伊斯兰教法对回疆法文化的影响在清朝统一该地之前就已经发生了。《新疆回部志》中载:“回人虽有刑法,然无律例,惟听阿珲(訇)看经论定,伯克及犯者无不服。”可见,伊斯兰教义对回疆法制影响之大,甚至直接操纵了司法。大清法文化渗入回疆后,教徒们按伊斯兰教义必须履行的宗教功修、义务和生活禁忌等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