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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李两宋词中的意与境 如果我们将历史视为没有导演的戏剧，我们就可以找到类似的场景。时隔一百多年,地位悬殊,性别有异,而情性相近的南唐后主李煜,与宋朝女词人李清照,在历史的舞台上,各自主演了极为相似的一幕,伴着他们生命的余音完成了各自创作中最辉煌的尾声,成为两代词宗。 这两位词人不仅有着相似的不幸命运,而且在对不幸命运的感受与表现上也有其相似之处。郭沫若同志曾指出《漱玉集》中“《金石录》里,文采有后主遗风。”这句话阐明了二者词风的相近。在“以境界为最上”的词中,词风的特色则可具体到词的意境创造上。为了更深刻地体味两位词人所造意境所共具的超妙精微之处,我们不妨将这艺术之塔慢慢地拆开,从容地剖析和把玩。我们可将其分为“意”与“境”两大部分,然后分别探寻其中的奥妙。 一、 设置人性与情感的张力 在经历了凶猛的人生风雨之后,两位词人不再拘囿于现实世界的一事一物,不再为身边的纤介之变而感喟,他们学会了对于整体人生的俯瞰。在他们的后期词中“所写的已不仅是有拘限的感情之事迹,而是意蕴更为丰美的一种具有综合性体认的感情之境界。”这突出地表现为词人对变幻人生无以把握不能自解的无可奈何的认知态度,这也便是我们所要剖析的“意”。 岁月在漠然的更迭中流逝着,历史在新旧的交替中延续着,这嬗变与永恒,曾引发了古今多少人的咏叹;“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唐朝诗人崔护借一己之怀写出了人类永久的缺撼,而这仅仅是自然界的风云变幻,政治社会的宦海浮沉更增加了人类沉重的无常之痛,这是人类逃避不掉的悲哀,也是文学创作永恒的主旋。自古至今的文学家笔下的悲剧,始终是以这样的主题循环的:人与环境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人与自己的冲突,而这种种冲突的结局却常常不是公平裁夺之果,而是命运之旋极自然随意的结束。没有因果的必然,却有无选择的承受。在这不幸所降临的人群中,是无法以其所居的层次与身份加以限定的,只有灵性与爱心是共存的。人们往往在历经人生辛酸与不幸后,对于不解的人生持一种淡泊超然的态度,仿佛心潮在几经波澜后,已无力掀起狂涛巨浪。于是一种似麻木的宁静便主宰了灵魂‘虽时有抚今追昔的片时感慨,然最终仍归为寂寞与无奈。这是一种极其普遍的人类情绪,亦是极易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自从人类具有忧患意识以来,这种感伤朦胧的人生情感便成为艺术家们所表现的主题之一,成为文学所追求的一个较高的境界、即“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意境。 但是,这种“无可奈何”上升到文学的领域,却是不易达到的境地,非心与灵魂真正渗入复杂深刻的人生,或没有经历极为沉重的人生考验的人所不能为之。它是为美所唱的最为哀痛的挽歌,是缄默无声的心泣,是号啕痛哭者所不能问津的天地。因此,当李后主与李易安在亲身感受了沉重的人生巨变,且毫不掩饰地以无人与告的悲哀和无奈真诚倾出来后,许许多多的人们感受到了震憾心魄的共鸣,一个彻底敞开的不幸的心灵是很容易使入举步而入的,而内心世界相近的底蕴便为共鸣奠定了基点。 吟诵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你是无论如何也摆不脱那一腔沉重的无奈与感伤的。词人开篇便以极其无奈的口吻质问苍天:这耀目的春花与明月何时才能消失,才能不触动我的痛苦乡思呢?词尾处,词人又以妥协无奈的语调自问自答:“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掩卷而思,其间有多么沉痛的悲哀流溢于词人无可奈何的诉说中啊!他的这种赤裸裸的无奈与悲伤在《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一词中亦有鲜明表露。“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人生的多少无奈与辛酸都被词人一语而轻轻道出了。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与自然之中,我们也有生活的不如意,也有看尽落红的悲哀,我们也深知人生有无以变更的客观法则,因而我们也会有多多少少的无奈与愁怅。李煜在他大多数的后期词作中,为我们尽情抒发了这种郁闷的情怀。 下面我们再读一读女词人的心曲: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武陵春》 在遭遇了国破家亡夫死的人生巨变之后,女词人已对欢乐失去了信心,她心中刻骨铭心的苦痛,是任多少赏心乐事都无法排遣的,她再也不能感受任何欢乐了,她只能“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这是源自心底的深巨的悲哀与无奈。由于每时每刻都沉浸在患痛与孤寂之中,词人已感受不出那强烈的刺激,余下的只是麻木而无奈的机械叙说: “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孤雁儿》 要来小酌便来休,未必明朝风不起。”——《玉楼春》 “西风催衬梧桐落,梧桐落,又还秋色,又还寂寞”——《忆秦娥》 …… 在这两位词入用心血浇铸的词篇里,我们听到了两个为痛苦浸染的真实灵魂的呻吟,这是他们在用全部的身心去感受生命的遭际。他们对于痛苦的感受也正如前期耽于欢乐一样尽心竭力,因为他们空灵的诗心依然是活泼泼的,虽因岁月积下的尘埃使他们变得沉重了,但它们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