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有轨电车忆留学苏联.docx

不忘初心有轨电车忆留学苏联 50多年后，苏联的出国留学经历仍然令人担忧。难忘学习的艰苦, 难忘导师的深情, 难忘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 难忘这段既困难又美好的生活, 难忘美丽的列宁格勒 (现名圣彼得堡) 。 1956年10月, 我国和苏联签订了《中苏技术合作协议》, “计量”被列为苏联援助我国的122项技术援助项目之一。国家计量局选派的第一批留苏生于1957年12月18日乘上国际列车赴苏, 他们是:潘子琦 (原为广州计量所所长, 研究生) 、凌善康、贺锡蘅、罗振之、石质彦、黄国政和我, 后来又增加了一机部工具院派出的屈金全, 共8人。我们被选派到位于列宁格勒的苏联计量科学研究院 (以下简称“苏联计量院”) 学习。 苏联计量院坐落在列宁格勒一条不十分繁华的大街上, 街上有有轨电车, 交通较方便。大门是普通木门, 大门内有一个小花园, 园内有一尊著名化学家门捷列夫的青铜坐像 (见图1) , 因为他在这里工作过, 所以苏联计量院又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当时, 院内没有空调, 靠厚墙来保温。列宁格勒夏天不热, 所以有的实验室内温度可保持在20℃左右。我们居住在院内的行政楼上, 那里有两个面积约14平方米的房间, 每间放4张钢丝床、一张两屉桌、4把椅子, 条件比国内大学生宿舍还差。床和椅子都是“多功能”的, 我们都是坐在床上学习的, 因此钢丝床又有了“椅子”的功能, 椅子又兼“书桌”的功能 (见图2) 。为了节省生活费用, 我们买了电炉和锅, 自己买米、买菜做饭, 这样椅子又兼“菜桌”的功能。贺锡蘅单独与一位苏联老太太住在一起。 由于我们没有经过留苏预备班学习俄文, 所以到苏联后最大的难关就是语言关。我们8人中, 只有凌善康是俄专毕业的, 他俄语比较好, 其余均是“哑巴加聋子”。可是一到那里, 8个人就被分到不同实验室学习, 独自作战, 这真叫赶鸭子上架。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一天到力学处报到。处长道林斯基博士对我很快地讲了一通俄语, 我只听懂大意是叫我先看几本书。我老实向他交底, 我俄文不行, 听不懂, 请他把我要看的书列出名单。他马上写了十几本书名。 不久, 国内来了以工具院钟林院长为首的代表团。那时工具院与国家计量局合并, 钟林任国家计量局副局长。他们与苏方商议, 调整了我们的学习专业。潘子琦学习质量计量, 凌善康学习温度计量, 石质彦学习高温计量, 贺锡蘅学习化学计量, 罗振之学习电磁计量, 黄国政学习压力计量, 我学习测力硬度计量, 屈金全在该院的基准工厂学习。我的导师是一位瘦瘦的带金丝边眼镜的温文尔雅具有学者风度的中年人, 他叫庇里帕秋克, 是高级研究员, 原来是温度实验室主任。他给我制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学习计划, 达13页之多。计划中包括学习的内容、导师姓名、学习时间等, 并亲自打印好给我。有了这份计划, 我学习顺畅多了, 至今想起来还非常感谢他。 硬度实验室是一间100多平方米的大房间, 室内有很多台布、洛、维氏硬度计, 他们作为标准仪器使用, 后来又增加了一台直接加荷式标准洛氏硬度计。我开始就在那里学习操作各种硬度计、定度标准硬度块。实验室内有3位老太太, 她们都是我的老师, 很和善、热忱, 除了教我操作仪器外, 还教我讲俄语。测力实验室也是一间100多平方米的大房间, 内有100吨力以下的各种标准测力机, 还有多台三等标准测力计。这些仪器我都操作过。由于这些仪器操作不难, 所以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办公室内看书。办公室内有一个书柜, 上面摆放着研究报告, 可以随便翻阅。这对我来说, 是发现了新大陆。虽然学习计划中没有阅读研究报告这一项, 但这恰恰是我最感兴趣的, 也是对我今后工作帮助最大的。这些研究报告不仅使我知道怎样去从事研究工作, 怎样进行误差分析和误差综合评定, 还使我了解到国际动态和水平。报告内的很多数据对我以后的工作都很有用, 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阅读和摘录研究报告上。这时一位年轻的苏联工作人员阻止我摘录, 他说:“这些研究报告都是内部资料, 数据不能摘录。”并报告到院长那里。幸好当时中苏关系非常好, 院方经过研究, 允许我摘录和资料反拍, 我高兴极了。我一共阅读了43份研究报告, 摘录了37份。同时我学会了资料反拍、胶卷冲洗、复制工作, 并收集了大量资料。这些资料我回国后都交给了实验室。 学习期间当我碰到搞不懂的问题时, 便向导师请教, 他不仅耐心地给我解释, 而且事后还扼要地书面答复我。 列宁格勒是个非常美丽的城市。由于我们学习紧张, 没有主动去观光。院方对我们很关心, 不定期地组织我们去参观冬宫、夏宫、阿芙尔号巡洋舰、普希金城等, 最远的一次是到列宁格勒附近的一个海岛上去游览, 使我们领略到列宁格勒的优美。 1958年10月中旬, 我在测力硬度实验室的学习已全部完成。我用俄文写了实习报告, 打印了3份, 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