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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的实证研究 一、 后自贸区时代的扩 农业在中泰两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10年泰国农业从业人口和农业GDP占比分别为40.39%和10.17%,而我国不仅农业从业人员比重较高,且有近7亿的庞大农业人口规模。如何发展农业一直是两国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农业作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2002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建设伊始,农产品就被列为首批相互关税减让的主要项目,如“零关税计划”(又称“早期收获”方案)1。着眼于近年来两国间农产品贸易的快速发展趋势(见图1)和巨大潜力,中泰两国政府在“零关税计划”框架下又进一步签署了《关于加速取消两国蔬菜和水果关税的协议》,为推动中泰农产品贸易快速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2010年泰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占当年东盟对华农产品出口总额的49.3%,中国对泰国的农产品出口亦占中国对东盟农产品出口总额的17.6%。中泰之间的农产品贸易业已成为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中泰农产品贸易结构的互补性较大,农产品贸易壁垒的下降,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两国发挥各自农业比较优势,实现合理分工和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增进农产品竞争力,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因此,促进中泰农产品市场一体化之于两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中泰农产品市场一体化发展看,尽管中泰农产品市场一体化水平已有了一定的提升。但是,由于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生产周期长,受自然因素影响大,政府的行政干预多,因此中泰农产品市场一体化仍困难重重。那么,横亘在中泰农产品市场一体化之间的障碍具体包括哪些?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泰农产品的市场一体化?显然,对相关因素的分析是“后自贸区时代”扩大中 泰农产品贸易,深化农业合作,不断推进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的保证。基于相对价格法,本文利用中泰50种主要农产品贸易商品价格数据对两国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的程度进行了评估,并基于一体化水平测度的结果,纳入相关变量,利用1991—2010年20年的时序数据实证检验了中泰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因素,并对其原因进行分析。 二、 中泰植物市场一体化的测定：相对价格法的角度 (一) 两国市场整合程度的衡量 市场一体化的测度方法是一个不断探索完善的过程。一般认为地区间贸易流量的变化可以直接反映地区间市场整合的状况,且贸易流量的数据易于获得,因此“贸易流量法”被首选作为市场一体化的测度方法。但是,尽管贸易数据容易获取,这一方法却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一是区域间贸易流量的变化不仅受两地间市场整合度的影响,还会受到诸如规模经济、要素禀赋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测度过程中,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这些影响因素,则可能导致结果的偏误。二是商品间的替代弹性亦会对贸易流产生影响。在市场一体化程度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区域间商品的替代弹性较高,价格稍微变动,同样会带来贸易流的大幅波动。鉴于贸易流测度方法存在的问题,一些学者开始利用投入-产出表,从产出结构、生产效率等“生产法”的角度衡量区域间市场整合程度。但是,由于利用投入-产出表的“生产法”难以产生一个具有一致性的反映区域市场整合程度的指标,不可能通过这样的指标与可能的解释变量的数据相匹配,为深入的市场一体化测度奠定基础,因此其应用亦受到较大局限。 实际上,价格作为市场资源配置的有效杠杆和信号,无论是商品生产效率高低还是贸易流量大小所反映的市场整合程度,最终都可以综合地由商品市场价格信息所体现。较之“生产法”和“贸易法”,基于一价定律(law of one price)的“价格法”能更直接、全面地反映出市场整合程度的全部信息。因此,“价格法”被认为是相对“贸易流法”和“生产法”更适合衡量市场整合程度的有效方法。 一价定律表明,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与贸易自由化的环境中,商品的套利机制将导致相同商品在不同国家通过汇率折算的价格相等。一国农产品价格的变动会很轻易地通过逐利行为传导至另一国,商品价格将会逐步趋同。现实中,商品的套利并非处于完全的“真空”环境中,除交通运输成本会导致完全的一价无法实现外,套利过程中交易摩擦、信息不对称等产生的交易成本亦会使一价定律失效。尽管如此,基于“冰川”成本模型(iceberg cost model)修正的一价定律指出,虽然交易成本会使两地区的价格最终不可能完全一致,但商品的价格波动仍会具有较为显著的关联性,且其价格差为平稳的随机过程。即i地区的价格(Pi)与j地区的价格(Pj)可能出现或同时上升或同时下降或一升一降的情况。如果两地区间市场是整合的,那么相对价格Pi/Pj的比值并不会超过一定的区间,而是在一个区间内上下波动。 令“冰川”成本的大小为每单位价格的一个固定比例c(0c1),那么套利形成的条件是当Pi(1-c)Pj或Pj(1-c)Pi时,才会有商品在两地间的贸易,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