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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美学范畴的比较研究 西方哲学和美学范畴的基础上，依赖于西方文明的背景和西方文化的传统，形成了许多特征。如何才能比较准确地、全面地认识这些特点呢?运用比较的方法,通过对中西哲学、美学范畴及其历史发展进行比较研究,不失为一个有效的途径。本文拟就此作初步的探讨。 一、 寻求美的本质的思维方式,确立主客结构的思想方式 对中西美学范畴进行比较研究有多种角度,我们首先从学科性角度做比较研究。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不能说没有内在的系统性,至少如有的学者所言,应承认它是有“潜体系”的。但是,中西方美学的体系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西方美学范畴体系具有明确、自觉的学科性,它构成了西方美学学科及其发展的基础和框架;而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则不具备这种明确、自觉的学科性。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美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是在西方文明和文化的土壤中孕育、诞生的,它与西方文化传统有着血缘联系。而中国古代美学,则是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借用西方这门相对年轻的学科理论来整理、包容中国古代与艺术和审美相关的理论、思想、观点、评点等丰富资源,将其纳入“美学”这门学科领域、范围之内,而渐为学界所接受、承认的。这只是一种借用和移植,虽然有了“美学”的名称,但并未改变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理论与西方美学学科建构之间的天然鸿沟,即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不具有西方美学体系那种学科性,这应该是明显的。为什么呢? 美学学科在18世纪中期诞生,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走向成熟并逐渐占据西方思想的主导地位有直接的、极为重要的关系,具体体现在下面四个条件和因素上。 (一)把世界事物分为现象与本质,寻求找到现象背后的本质。比如柏拉图就明确区分了具体的“美的东西”和“美本身”这样两个层面,并且把追问不变的“美本身”作为自己的任务,通过美的个体层层深入,直至美的本质。这种执著地追寻美的本质的思维取向正是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典型形态,是美学学科诞生的深层根基。相对于主要是感悟式的、经验式的、综合式的、“点到为止”的中国美学来说,要产生追寻美与艺术等的“本质”、逻辑推演严谨的学科形态的美学是比较困难的。 (二)对主体(人)的心理结构和功能作出认知、情感、意志的明确划分,这也是主客二分思维方式在主体方面的运用和体现。鲍姆加顿创立美学的一个直接诱因就是他看到主体心理的三分结构中有一部分被忽略了,人的理性认知有专门的逻辑学来研究,人的道德意志有专门的伦理学来研究,而人的情感、感性则没有专门的学科来研究。西方长期以来都有把人的主体分成知、情、意三大部分的传统,比如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把人的活动分成认识活动、(道德)实践活动和(诗的)创造活动三大部分,奠定了知、意、情三分法。正是在这种按照主客二分思维方式作出的主体知、情、意三分的思路下,鲍姆加顿感到唯独空缺感性、情感没有专门的学科来研究是不合理、有缺憾的,所以希望创立一门专门的学科来研究人的“感性认识”,这便导致了“感性学”即美学的诞生。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从来没有这种知、情、意的明确划分,而只是笼统地讲“心”、“性”,讲“心生万物”,讲“性自命出”,讲“知行统一”、“心性合一”,“诚心、正意、格物、致知、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都是一体的、不可分的,这样一种看法,正是与主客二分相反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的产物,按照这种“心学”是不可能产生专门研究知性的逻辑学、专门研究意志的伦理学和专门研究感性的“美学”的。因为这三者在中国人心里是“三而一”的统一体,是整体的,不可分的。 (三)对多种艺术门类有了一个统一的“艺术”定义或概念。这是对统一的“艺术”进行哲学、美学思考所必须的。而这同样与第一点寻求事物本质的主客二分思想方式不可分。我们知道,西方一直有着一种寻求关于“美”和“艺术”普遍的、抽象的和统一的本质和定义的传统。除了前述柏拉图孜孜不倦地寻找各种“美的东西”后面关于“美本身”外,在多种多样艺术门类发展起来之后,人们又千方百计地寻找关于“艺术”的统一概念和定义。这正是产生一门专门的“美的哲学”或者“艺术哲学”即美学的必要条件。而中国则基本上没有统一的“艺术”概念和艺术理论。中国有各种审美体验和审美理想的记录,但基本上没有关于“美本身”是什么的思辨和演绎。因而,这也使得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很难产生学科形态的美学。 (四)开始对唯理论或理性主义文化的初步反思。近代以来,西方虽有英国经验论与唯理论对峙,但经验论除了重视感性经验在认知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外,并未对构成理性主义基础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发生动摇,也并不在思维方式层面上反对理性的作用;而唯理论在与经验论的论争中也开始发现自身的某些局限,开始发现感性与艺术创造的某种天然关系以及完全排斥感性在认识中的作用的片面性。而美学诞生的又一个直接原因就是人们对感性的价值和意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有了某种新的认识,对理性主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