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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对矛盾关系 一、 对田间调查的认识 实地研究（现场研究）是对人文社会科学（如人类学、社会学）中常见的一种研究方法。人类学与田野调查的关系则更为密切,可以说人类学就诞生于田野调查的摇篮之中。随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田野调查方法也日渐成熟。人们对它的认识,既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又存在不少的争论。这突出体现在它所固有的几对矛盾关系之中。 (一) 短期式调查与多次调查 作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开山鼻祖,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岛上做了为期四年多的田野调查。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一般认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周期以一年为标准,这样整个年度的活动都得以看到。如果调查的时间短于一年,就不大可能对研究对象有深度的了解。 但是,“几上几下”式的短期调查,其效果有时也是不错的,甚至有可能比做长时间调查所取得的效果还要好一些。这种调查方式主要是指,在2-3个月的短期调查之后,回到书斋去研读他人的作品,发现自己调查的漏洞后,再继续调查,然后再返回书斋。这种“几上几下”式的田野调查,由于使田野与书斋密切结合、避免了单纯的行为主义调研、节约经费而日渐受到研究者的青睐和推崇。(P43)研究周期还可根据研究者对研究者熟悉程度来适当调整。若对调查对象比较熟悉,就可以酌情缩短调查时间。(P1) 总之,时间是衡量田野调查质量的客观标准之一,也是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之间关系介入程度在时间上的一种累积体现。如上所述,研究周期的“长”和“短”的确定,除了要考虑研究的目的、性质以及研究所需的各种实际客观条件外,调查中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之间的关系状况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 (二) 调查研究地点的选择 人类学田野调查多半是研究异文化的,即大多以“生”地作为调查地点。人类学在发端之初以研究殖民地文化为己任,把非本民族的文化当作研究对象。可以说,以“生”地为调查点是人类学的研究传统。一般而言,如果从一开始就研究自己经常看到的文化,要发现其中的深层次的文化运行规则,往往是很不容易的,易犯熟视无睹的错误,“想当然”地忽略一些重要的东西。例如,美国人类学家武雅士早年曾到台湾三峡镇的一个村落做调查。他发现那里的童养媳婚姻特别多,多到快一半的比例。童养媳婚姻对西方人而言,是一种很特殊的婚姻类型。经他深入长久地研究,得出了重要的结论,说童养媳婚姻是乱伦禁忌的来源之一。他的重大发现,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很难把司空见惯的童养媳婚姻与乱伦禁忌联系在一起。以“生”地为研究地点,也存在许多不利因素,如需较长时间才能进入田野,存在着语言、文化上的沟通障碍等等。 当然,“熟”地也未必不是好的研究地点。也有许多人类学者回家乡做田野调查。这样不但可以节约经费,还可迅速“进入”田野。这种有“特殊关系”的社区,对研究者往往有重要的帮助。费孝通先生的江村调查就是该方面的一个典范。“回访”,即跟踪调查前人研究过的著名社区,是研究地点“生”与“熟”相结合的一个实例:调查地点对于第一个来访者来说,是“生”的,对后继的研究者来说,就是既“生”又“熟”了。目前,“回访”已经成为人类学界“时髦”的田野调查方式。 笔者曾回家乡做过一个时段的田野调查,总感觉缺乏一种做深入研究所必需的“紧张”的感觉,与调查对象之间缺乏一种自然的张力。这除了笔者田野调查经验有限之外,也说明在“熟悉”的地方做田野调查,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之间的关系并不好处理,往往是有多年异地田野调查经验、有敏锐的田野调查感觉的“老手”才能把握。以“生”地为调查点更利于初涉田野者从事调查,培养其跨文化异文化研究的视角,利于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之间保持一种自然的矛盾张力状态,便于揭示当地社区深层次的文化运行规则。 研究地点的“生”与“熟”,实际上是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之间关系紧张程度在空间方面的集中体现;一个好的调查点,应该利于研究者和调查对象之间保持一种自然的既“生”又“熟”的矛盾张力状态。 (三) 研究对象是谁 有学者认为,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主要有四种程度不同的观察:局外的观察(complete observation),这是比较客观的,其分离度也高,但卷入田野的程度最低;观察者的参与(observer-as-participant),参与到田野中,但参与其中的程度适中,仅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参与,同时保持了客观的立场,这种参与观察最难做到;参与者的观察(participant-as-observer),已经深深地参与进去了,但还能够有一些观察,有一点客观;完全参与者(complete participant),很多的是完全的主观参与,只能形成主观价值判断。在调查过程中,能否参与、参与到什么程度、观察到什么程度都是参与观察中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P103)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哈登曾对询问如何做田野调查的普里查德说,调查者的举动应像绅士一样(P2),这话虽然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