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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与社会形态学说的关系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人类社会历史进程所进行的理论和科学总结。由于马克思这一学说的创立，唯物史观才成为被社会历史所证实了的科学真理。唯其如此，反对唯物史观的人总是从攻击马克思这一学说入手，以便达到“釜底抽薪”的目的。这就是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在当今之所以面临着挑战的主要缘由所在。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是关于社会历史的发展理论，生产方式理论和历史发展阶段论是马克思这一学说的基本理论。根据生产方式理论和历史发展阶段论，研究社会形态的内在矛盾性及其演变过程，坚持历史规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历史阶段的连续性与超越性的辩证法，是马克思这一学说的基本方法。离开马克思这一学说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就无法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所以，攻击马克思这一学说的人总是从攻击其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入手。这种情况国内外皆然。 一、 有关国外的意见 1 交往行为是人们从社会实践中获取社会生活的一般理论基础而产生的,这是一个 断言：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不是单纯的生产方式。又说：生产关系涉及的是对生产资料的支配与产品分配的关系，属于劳动领域，而“社会的制度结构”(按：即社会形态)则是以人们的相互作用即交往行为为基础。公然以所谓“交往行为”理论来取代生产方式理论。他们认为：不能以生产方式作为划分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根据，而应以所谓“社会的组织原则”即行为结构、世界观结构、法律结构、道德观念结构等，一句话，即主要以观念形态来划分人类历史发展阶段。可见，他们所说的“重建”是将唯物史观“重”新“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之上的。 2 国家形式的变迁由经济力量决定 声称：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只适用于西方资本主义，认为社会形态的变迁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以生产方式的变化作为惟一的原因。在阶级分化社会中，社会发展主要是政治、军事力量，而不是经济力量，不是生产力。因此，考察国家形式的变迁不能单纯从经济基础着眼。同理，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根据不能单纯以生产方式，而应以所谓“片断化特征”即具有可指明的开端、趋势和后果的变化序列，以及“时空边缘”即不同结构类型的社会之间的冲突性或共生性关联为根据。一句话，他们只讲历史事件的表面现象，而不探究深藏于历史事件背后的真实原因。按照这样的标准划分历史发展阶段，既不可能如实地揭示历史发展过程的本质联系，也不可能正确反映历史发展过程的阶段性。 二、 中国愿景 在国内，公开反对唯物史观的人没有像西方某些人那样直接，更多的是采取间接的方式。举要地说： 1 提出“超越”理论问题 有人为了反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不惜将马克思在这方面的思想人为地“支解”成两个互不相干的部分。断言：马克思的前期思想侧重于研究社会形态变迁的普遍规律，所以提出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后期侧重于研究社会形态变迁的特殊规律，所以提出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超越”理论问题。认为这是马克思在历史观方面的重大变革。五种社会形态学说不是马克思的一贯思想，因此应以马克思后期或晚年的思想为准。 有人为了反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还不惜“支解”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的思想观点人为地对立起来。例如说，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是马克思前期提出来的，后期就放弃了，不再提了。恩格斯、列宁也是如此。五种社会形态说是斯大林“概括”出来的，与马克思无关，不能把它强加在马克思头上，等等。这些都是“支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说法。 2 马克思的欧洲中心论与中国历史 持这种态度的人并不否认五种社会形态说是马克思提出来的，也不否认此说所具有的意义。但是又认为，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只是对西方历史的一种描述性的说明，而且是从“欧洲中心论”的立场上才具有普遍意义。当马克思由“欧洲中心论”向世界历史发展道路多样性转变时，五种社会形态说就自行失去其普遍意义了。就此而言，研究中国历史不应受马克思这一学说的局限，而应冲决这一学说的“旧藩篱”，另辟新路。 有人还认为，五种社会形态学说虽说是马克思提出来，但它只是一种“逻辑概念”，与历史实际有出入，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因此，应该放弃用五种社会形态“套改”中国历史的做法，而应考虑研究中国历史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3 提出问题意识不足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我国历史学界对建国以来的历史研究工作进行了反思。指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方面存在着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的问题，强调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从而为历史研究迎来了春天。这是我国史学研究的主流。但是，毋庸讳言，确实有人假“反思”、“纠偏”之名，行反对马克思主义之实。 首先，他们借口反对教条主义，把运用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直接混同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问题，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