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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灾害脆弱性评价研究 1 脆弱性评估的概念 人类的产生和发展改变了地球系统运动的纯自然属性，并给它们带来了社会效应。自然灾害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相互作用的产物,它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着人口增长、科技与社会进步以及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广度和深度的变化而变化。 (区域)灾害系统是由孕灾环境、致灾因子和承灾体三者共同组成的地球表层变异系统,灾情是这个系统中各子系统相互作用的产物。灾害风险,即导致灾情或灾害产生之前,由风险源、风险载体和人类社会的防减灾措施等三方面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人们不能确切把握且不愿接受的一种不确定性态势。 自然灾害管理中,风险评价是重要工具,而把灾害与风险研究紧密联系起来的重要桥梁就是“脆弱性分析”,即分析社会、经济、自然与环境系统相互耦合作用及其对灾害的驱动力、抑制机制和响应能力。脆弱性评估可划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广义脆弱性评估是对灾害系统的脆弱性评估;狭义脆弱性评估是针对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对致灾因子的敏感程度进行评估。通常脆弱性越大,则致灾后易形成灾情;反之,脆弱性越小,则致灾后不易形成灾情。在广义脆弱性评估体系中,易于诱发事件的孕灾环境(自然与人文环境)、易于酿成灾情的承灾体系统(社会经济系统)、易于形成灾情的区域或时段组合在一起,则必然导致较高的灾害系统脆弱性水平。因此,灾害脆弱性研究作为灾害风险分析的一部分,对于降低自然灾害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2 国际灾害概况 20世纪20年代,国际地理学和灾害学界盛行致灾因子论,侧重于根据致灾因子强度阈值刻划灾害等级。其缺陷在于不同的区域、不同的人口和经济密度及灾害设防能力下,灾害损失和影响方式相差极大。1945年,美国地理学家Gilbert F. White在Environment as Hazards一书中,提出了适应与调整的观点,首次将人们防灾减灾的视线从单纯的致灾因子研究和工程防御措施扩展到人类对灾害的行为反应,指出了可以通过调整人类行为而减少灾害影响和损失。但由于工程技术与自然科学在灾害学领域中居于主流地位,人们了解最多的仍是灾害事件的自然成因、建筑物性质,而对社会因素所起的作用知之甚少。因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很长一段时期中,人们更多的是将目光集中在致灾因子研究之上,认为致灾因子的强度和频率决定了灾情大小。灾害脆弱性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进展缓慢。 随着世界范围内防灾、减灾实践的深入,从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灾害学界开始重视脆弱性在灾害形成过程中作用的研究。1981年成立的国际风险协会(SPA)开始开展灾害风险分析、风险管理与政策研究。进入90年代,防灾、减灾实践逐步向综合化方向转移。1994年,联合国第一届国际减灾大会通过的横滨战略制定了建立更安全世界的预防、防备和减轻自然灾害的指导方针。学者们纷纷关注脆弱性在灾害中的作用,并进行了大量实践,对某些关系脆弱性的重要方面进行了研究,如人口结构、政府决策等。Kenneth Hewitt将脆弱性研究和调整的思想扩展到自然、技术、人为灾害的各个领域和减轻灾害的各个环节。他认为减轻灾害损失和灾害影响,需综合分析和处理各种影响因素,充分发挥政治、经济、管理、政策等方面的作用,调动人的应对和调整能力。Kenneth Hewitt的思想将减灾研究和实践向综合化方向大大地向前推动了一步。1999年,国际全球环境变化的人文因素计划(IHDP)设立了全球环境变化与人类安全综合研究(GECHS)办公室,重视自然灾害与城市脆弱性研究。 2003年6月,由国际风险分析协会(SRA)主办,多家国际科技机构协办的第一届世界风险大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大会高度重视人类经济、社会和文化系统对各种灾害的脆弱性响应水平,以及他们适应风险的能力。2005年1月联合国在日本兵库县神户市举行的全球减灾会议以国家与社区灾害防御能力建设为主要议题,其《兵库宣言》中的“兵库2005—2015年全球减灾十年行动纲领”为降低灾害脆弱性和风险提供了系统战略方法。《兵库宣言》关于脆弱性的内容为:我们必须通过减低社会的脆弱度降低灾害风险水平,抑或通过加强国家和社会的减灾能力,在减灾大循环体系中,体现高效的综合减灾措施。在其后的战略目标中也特别强调备灾、防灾、减灾和降低脆弱性。 从21世纪以来国际灾害研究的趋势来看,脆弱性研究正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各种方式实现定量化评估,以有效服务于区域防灾减灾。建立一整套自然灾害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以及相应的评价模型就是其中最基础和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3 自然灾害脆弱性评价研究 在过去的十多年,发达国家已经开展了大量沿海城市脆弱性评价的研究。最早的研究是在荷兰和美国这两个发达国家进行的,它们就全球变暖对沿海城市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这些研究已使两国的部分政策发生了改变,如荷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