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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出资问题研究 股东大企业是参与经营经济活动的物质来源，股东大企业的投资来源是股东的投资行为。投资的直接目的是获得收益。就公司制度而言, 出资是设立公司的重要步骤, 是形成公司自有资本的重要前提, 没有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就不会有公司。因此, 出资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并且已成为公司法规范的重要内容之一。公司在设立和运作的过程中, 除了大多数普通股东以本人名义依照法律规定出资外, 还有部分出资者基于某种原因不愿或不便以自己的真实姓名出资的情形存在, 这种以他人名义出资的情形在学理上被称之谓隐名投资。此处的“隐名”并非指行为人在行为时“隐去”自己的姓名或名称, 而是指“使用他人的名义”进行出资的情形。 一、我国隐名投资的现状分析 是否用自己名义进行投资, 是投资者支配自身所拥有的资产“名义选择权”的一种体现。但是, 各国法律大多数规定民事主体应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各种民事活动, 即民事行为以“显名”为原则, 以“隐名”为例外。我国《公司法》第25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四) 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公司法对隐名投资行为的效力是不予认可的。虽然法律对于隐名投资持否定态度, 但在实践中, 隐名投资的情形在我国由来已久。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 该现象也呈现出日益增多的趋势, 由这一现象所引发的纠纷更是层出不穷。虽然“司法审判实践中直接以隐名投资纠纷为案由的案例颇为少见, 更多的是以返还钱款、股权确权纠纷或者购销合同等为案由起诉至法院”, 但我们应当看到, 这些纠纷背后的争议焦点却都是隐名投资的问题。由于相关立法对该类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调整规则、无统一的标准加以适用, 导致不同司法审判机关在处理此类问题上各自为政的现象屡屡发生, 不仅会给法官带来裁判的负担, 而且极有可能导致同类案件审判结果不一、有失公正性的局面发生, 并进而影响司法的权威性。 隐名投资在迎合投资主体的需求、繁荣资本市场和拉动经济的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因其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和不规范性所决定, 该现象所带给当前社会经济生活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如果将隐名股东写进公司法, 确立了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 也就出现了出资人与公司登记的股东不符的情况合法化情形, 股东的权益是由隐名股东形式还是由显名股东行使呢, 出资的不真实必然导致了公司的信用危机出现”。“隐名股东要写进公司法, 这危险可就大了”, 江平教授对该问题的评论代表了大多数学者对隐名投资所持的态度。立法界和实务界对隐名投资的行为采取抵触的态度, 原因大概在于担心此行为会违反社会诚信制度和危及交易安全。作为出资特殊形式之一的隐名投资行为, 法律对此种现象应该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还是将其划归到隐名民事行为的范围内, 用特殊的法律予以规范呢?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规均持一种回避的态度。法律的回避规定不但没有截断隐名投资出现的源头, 反而从另一个角度变相的刺激了该现象的繁殖, 因其所引发的纠纷也有增多之趋势。 二、隐名投资立法的必要性 作为一项在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投资方式, 隐名投资的现象有增无减, 因其所引发的纠纷也越来越多。立法界一味采取回避的态度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 而是一种不明智的态度, 对隐名投资进行立法不但是可行的更是必要的。 (一) 公司法的原则 “法律、自由和财产权是一种密不可分的三位一体。这是因为任何普遍行为规则意义上的法律, 都是通过制定哪些是每个人都能够确知他的自由活动的范围的规则来确定自由领域的边界的”。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效益观念、信息观念对公司法的价值体系构建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 市场和效率理念无疑应当是公司法优先考虑的目标。而传统理论所强加给公司法的某些强制性理念应该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 绝不能成为主导价值取向。并且随着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日益成熟, 民商事主体的自治性也日益凸显, 公司法框架内合同自由的边界也越来越宽泛。而隐名投资行为的出现正是市场主体意识成熟、权力意识彰显的一个例证, 也是合同自由理念在公司法领域内得到发展的一个例证。隐名投资符合市场取向和经济效率目标,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对合约的履行, 公司法对此应当采取宽容的态度。当然, 由于公司法本身又具有公法的性质, 因此它本身所具有的强制性又是不能忽视的, 但是这种强制性应该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不足的弥补。 (二) 未对《合同法》等法定条款作出适用 我国是否必须对隐名投资进行立法规范, 还应当看我国的现行法律体系是否已能很好地解决该领域法律缺乏所引起的所有问题。我国公司法无论在隐名投资人与名义投资人之关系, 还是隐名投资人与公司及公司其他第三人的关系上均没有涉足, 既未对隐名投资的效力予以肯定又未明文否定, 使得隐名投资的效力处于不确定的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