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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研究 一、 关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正如图1(a)和图1(b)所示的那样,中国大陆地区差距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拉大,31个省区市的人均GDP和劳均GDP的变异系数以及人均GDP和劳均GDP的基尼系数在1990年之后均呈现上升的态势。 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中国日益拉大的地区差距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说解释这个现象。Chen和Feng(2000)在对1978—1989年中国29个省的经验研究中,强调了私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私有企业的发展状况能够对地区差距产生影响。然而,正如激进转轨国家的经验事实所表明的那样,私有化本身并不会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的非国有企业之所以充满活力,是因为这些企业进入了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行业,选择了劳动力相对密集的生产技术。Lee(1994)以及Dayal-Gulati和Husain(2000)强调了不同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量导致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不过,这些研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和行业分布的决定因素并没有给出深入的分析。Young(2000)认为地区性保护政策是地区差距拉大的关键,因为地区性的市场保护会使本地企业的资源配置状况偏离本地的比较优势。但是,地区市场分割和保护政策本身也是一个内生的结果,地区分割政策是发展战略作用之下形成的。另外的一些研究(如Fleisher and Chen,1997)将中国地区差距的原因归结为中央政府的地区倾斜政策或地理因素,认为中央政府对东部地区的优先投资是中西部地区落后于东部地区的根源,同时,中西部不利的地理条件也限制了这些地区的发展。但事实上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水平并不亚于东部地区,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时期里。如果倾斜的投资政策是导致地区差距的主要因素,那么就无法解释改革开放之前中西部地区得到了大量投资却没有缩小和东部省区市发展水平差距的事实。 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大陆各省区市之间发展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与许多省区市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相违背,从而导致大量的赶超企业缺乏自生能力。为了实现赶超战略目标,政府就要扶持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而各种各样的扶持措施影响了市场的正常运转,制约了这些省区的资本积累速度,也制约了这些省区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而言,中西部省区摆脱赶超战略影响的过程要长,因而其经济增长绩效相对就差。 本文后面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述赶超战略对中国地区发展差距的影响机制。第三部分利用改革以来系统的统计资料,对本文的理论观点进行严格的计量分析。最后是结论性评论。 二、 企业投资的资本依赖效率 中国政府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是典型的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该战略下建立的大量国有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林毅夫,2002a)。自生能力问题以及为克服这个问题而形成的“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拉大地区发展差距。其作用机制如下:第一,在中西部地区建立许多资本密集项目需要大量的初始投资。单单从统计数据看,这种投资分配模式意在(或者说有可能)缩小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和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的发展水平差距。但是这些投资真正形成的生产性资本量却是有限的,而且这些投资形成的资本品专用性极强,对当地经济活动几乎产生不了什么显著的正向外部效应。1第二,大部分赶超项目需要投入大量自然资源、初级原矿产品和初级制成品,而这些投入品大部分出自中西部地区。为补贴赶超项目,政府出面人为压低这些商品的价格。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中西部地区事实上在补贴这些赶超项目。所以,在中西部地区建立的许多赶超项目不但不会促进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相反还会在一定程度上起负面作用。第三,尽管政府为赶超项目投入了大量的资本,但是这些项目只能够为来自发达的沿海地区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创造有限的就业机会,而当地劳动力则被局限于生产率低下的农业部门。因而,本地的劳动力收入水平难以提高。 改革以来为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政府继续压低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而这些资源和产品的产地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改革以来沿海省区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从中西部地区输入越多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因此,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向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不断提供补贴,导致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另外,中西部地区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所背负的政策性负担,内生地导致了这些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Lin and Tan,1999),所以,即使承担赶超任务的中西部地区企业能够获得政策性补贴,但是其经济绩效也不高。大量国有企业没有自生能力,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问题(林毅夫,200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