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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词编年订误》补校
苏轼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罕见的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他为诗歌、文字、赋、书法、绘画等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然而历代注苏诗者蜂起,注苏词者在宋人傅干《注坡词》之后,却鲜有传人。龙榆生《东坡乐府笺》开现代注苏词之先河,筚路蓝缕之功固不可没,惜其抄傅注而又骂傅注,增注部分其错处亦不在少数。20世纪后半期,苏词校注本不断涌现,先后有曹树铭《苏东坡词》,郑向恒《东坡乐府校订笺证》,石声淮、唐玲玲《东坡乐府编年笺注》,拙著《东坡词编年笺证》,蔚然可观。邹同庆、王宗堂之《苏轼词编年校注》(以下简称《校注》),虽于2002年9月始出,却显其出蓝之胜。
拜读之后,觉得《校注》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做了大量扎实而又有益的辨伪工作。众所周知,对古籍整理者来说,精审辨伪是不可或缺的,也是颇费时日亦颇见功力的。东坡名高望重,伪作羼入者亦夥。唐圭璋先生在编《全宋词》时,就在苏词辨伪上下了不少工夫,为后来的苏词辨伪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体例的限制,许多难于遽断真伪的词,只能以“存目词”、“互见词”标之。之后唐先生又有《宋词互见考》问世。学术的发展规律,就是前人开其端绪,后人又加详焉。邹、王二氏既吸收了唐先生的研究成果,又不为名家所囿,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作了许多扎实的工作。作者发现在现存的403首苏词中,就有117首是重出词或他人词伪入苏集者,经过考辨,可确定为苏词者45首,归属难判的互见词和可疑词19首,他人词误为苏词者53首、残句9则。当然,这个看法是否就是定论,还需要经受学术界的检验。但作者用资料来判断真伪,这种治学态度显然是应当肯定的。如《浣溪沙·山色横侵》一阕,宋人曾慥本《东坡词拾遗》已收,历来疑其伪者甚少,不佞在拙著中还曾为之编年。《校注》经过详考,认为是苏轼的好友张舜民之作,被曾慥误拾入苏词中。“张舜民,字芸叟,自号浮休居士,邠州(今陕西彬县)人,《宋史》卷347有传。元丰五年因随高遵裕征西夏失败,写有诗文讥讽王师无功而返,坐贬监郴州(今湖南郴州市)酒税,元丰六年赴郴途经黄州时,造访苏轼,‘会于子瞻所居,晚食于子瞻东坡雪堂’。苏轼还陪他游了武昌西山(详见张舜民《郴行录》)。苏轼去世时,他曾作《苏子瞻哀辞》。张舜民还于绍圣、元符年间又知潭州(今湖南长沙市)。因他贬谪、客居潇湘两次,故在他的诗词中对‘三湘’多有提及,如‘客路三湘远’、‘三湘白发茎’、‘三湘迁客思幽哉’、‘亭下潇湘古亦愁’云云,这首《浣溪沙》词亦当是他在湘川所作。”“张舜民不仅与苏轼相知,且笔意文风极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张舜民《画墁集》云:‘盖由其笔意豪健,与苏轼相近,故后人不能辨别,往往误入苏集也。’今已查知,张舜民的诗词,宋时亦有不少误入苏轼集。傅干著《注坡词》时,发现张舜民词‘数章’而‘削而不取’(见傅共(注坡词序》)。张舜民的《题庾楼诗》,也被误收入《东坡集》。张舜民题在岳阳楼上的《卖花声》词,靖康年间被误作苏轼南迁词而到处传诵。盖此《浣溪沙》词也是张舜民作,而曾慥失察不辨,误‘拾’到他编的《东坡词拾遗》中,遂被后人当做苏轼词而解说不一。”这样的辨伪,就很有说服力。
又如《踏莎行·山秀芙蓉》一阕,原不见于东坡词集而载于贺铸《东山词》卷上,自《全宋词》据《咸淳毗陵志》补入苏词后,学界多信而不疑。《校注》引用大量资料并吸收了他人研究成果,认为自宋以来《东山词》均收,却不见于东坡词集,且《毗陵志》录此词时漏署作者姓名,而此词前为苏轼《菩萨蛮·买田阳羡》,以致后人误以为是苏轼所作。明人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三三云:“诸书中惟地方志一类载诗为多,顾所载每详于今而略于古,或以今人诗冒古人名,又或改古人诗题,以就其地,甚有并其诗句亦少加润色者。以故诗之伪不可信者,十居八九。”非特如此,且方志多撮录前人诸籍而少加考辨,甚至拉名人作乡贤者所在多有,许多人事真相,多为方志所坏。故对考据而言,有他据者决不可据方志,无他据者引用方志时亦应慎之又慎,单凭方志为人事作定论者,实乃考据家之大忌。《校注》引用资料对《毗陵志》之否定,不惟对苏词研究作出了贡献,且对目前学术界急于立论而轻视资料考据的浮躁情绪,无疑是重下针砭。
辨伪固然重要,“辨真”亦不可弃。苏词中伪词固多,但不伪而以之为伪者亦须辨之。香港曹树铭氏校订《东坡词》,往往臆断坡词之真伪,如《乌夜啼·莫怪归心甚速》阕,曹即断为伪作。《校注》云:“曹注仅凭对‘小郑’、‘二南’、‘儿辈’之理解,即断言非东坡作,显证不足。今不取曹说,仍从诸本作苏轼词。从词的内容看,当是苏轼晚年寄给杭州昔日极好的两位歌妓的。”又如《蝶恋花·别酒劝君君一醉》阕,曹氏亦臆断为伪词。《校注》考辨云:“案此词曾慥本《拾遗》已收录,其《拾遗》四十一首,系据张宾老所编本及蜀本补入,张宾老所编本成于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以前,不容轻易怀疑。且赵令畤《侯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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