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八二十三年唐宋词研究综述.docxVIP

20世纪八二十三年唐宋词研究综述 1908年，王国维的《人类语言》出版，表明语言研究已经从现代向现代的转变。在接下来的30年里，语言研究和语篇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由清入民国的词学研究的老一辈学者如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吴昌绶、陶湘、朱祖谋、梁启勋、刘毓盘、夏敬观、吴梅、赵尊岳、汪东、叶恭绰、王易、俞陛云、冒广生、张尔田等人与年富力强的年轻学者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赵万里、胡云翼、任二北、卢前、陈匪石、薛砺若、宛敏灏、周泳先、刘永济、杨铁夫、俞平伯、缪钺、詹安泰等都致力于词学研究, 产生了一大批具有现代意识的词学研究著作。特别是龙榆生在1933年创办了词学研究的专门刊物——《词学季刊》, 历时三年半, 共发行四卷十五期, 期间刊载了大量的具有创见的词学论文, 对现代词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左倾思想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 词学研究较长时期处在一种不健康的发展状态中。那些所谓符合“思想性”、“阶级性”标准, 具有“人民性”、“爱国主义”的作家作品受到集中的关注而成为研究热点, 另一些反映人的真实的内心感情和矛盾冲突, 反映一定阶段超阶级的“人性”、体现“人道主义”的作品和那些描写非人民生活而具有一定审美内容和审美价值的作品则受批判或被打入冷宫, 不予研究。这个时期的唐宋词研究, 除了苏、辛等几个豪放词人的成果较多外, 其他词人的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唐宋词研究和批评迎来了新的春天, 文化生态的变化为唐宋词研究的全面、系统、深入的开展提供了社会土壤和动力机制。短短二十几年, 当代唐宋词研究跃上了新的高峰, 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一、 研究内在联系的拓展和研究热点 当代唐宋词研究的总体特点可用四个字来概括, 这便是量多质优。 当代唐宋词研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取得超迈前代的成绩。根据刘尊明、王兆鹏《本世纪唐宋词研究的定量分析》一文的统计:唐宋词研究为20世纪词学研究的一方重镇, 在1912—1995年共84年这个时段上, 共产生了13906项词学成果, 其中唐宋词研究成果为9041项, 占成果总量的65%。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前期, 当代唐宋词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 仅80年代这十年间所涌现的研究成果就达5822项, 占20世纪唐宋词研究成果总量的一半。就某一范围的唐宋词研究来看, 情况亦是如此。笔者曾统计过以唐五代词作为研究对象的总论和专著, 20世纪80年代以前直至1910年, 共出现了161项成果, 而80年代十年期间就出现了298项成果, 几乎是前面70年成果的2倍。由此可见, 经历了“文革”十年停滞的局面以后, 当代唐宋词研究已如启碇之船, 千帆竞发。而在数量急剧上升的同时其研究质量也有了较大的提高, 研究的范围拓宽了, 研究的问题深入了, 一些疑难问题亦得到了解决。一方面一些大作家如温庭筠、李煜、苏轼、辛弃疾、李清照、柳永、周邦彦、秦观、姜夔、吴文英、欧阳修得到了进一步的研究, 他们继续成为唐宋词研究的主要对象。另一方面一些中小作家也被逐渐地纳入研究者的视野, 如陆佃、王观、蔡京、毛滂、邓肃、曹组、韩元吉、沈端芳、黄升、张侃、何士信等。以柳永为例, 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到建国以后, 柳永研究虽然呈全面展开之势, 但由于成果量相对偏少 (从1950年到1966年, 共产生32项;从1966年到1976年, 共产生10项;从1977年到1979年, 共产生16项), 其研究的面仍然是有限的。80年代, 柳永研究进入鼎盛时期, 共取得了188项成果, 其论述面已涉及生平事迹辨证、思想人格研究、艺术成就论述、美学意蕴探寻诸方面。由于研究者学术视野的拓展、批评观念的更新、思想方法的多元, 使得对柳永思想人格的研究向纵深处掘进, 不少研究著作从生命意识、悲剧意蕴、文化角色、理想人格、文人心态、市民趣味等角度进行研究, 产生了一批视野宽广、论述有力的论文。如殷光熹《柳永词中的悲惨世界和艺术天地》, 邓莹辉《试论柳永的生命意识》, 张惠民《宋代士大夫歌妓词的文化意蕴》, 龙建国《论柳永式的超然》, 过常宝《柳永的文化角色与生存悲剧》, 曾大兴《柳永词的市民文学特征》, 杨海明《柳永:世俗词人的人生哲学和人生况味》等。这些论文从各个层面论述了柳永这个“宋代开拓词境的第一功臣”的多面复杂的人格, 柳永思想人格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是造成其仕途蹭蹬的直接原因, 也是形成其词雅俗并存的根本原因。当代唐宋词研究新的观照角度和解读方式, 使得这一时期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突破, 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取得了骄人的实绩。至于一些疑难问题, 如词体的起源、敦煌曲子词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宋词的流派、词体的分类、词韵的分部与入派三声、词乐的重构、词体的文学性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