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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就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保护 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劳动力资源国家，就业问题十分突出。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等, 失业问题将更趋严重。在运用《就业促进法》来促进和保障劳动者就业中, 强调政府的责任与法律原则具有重要的意义。 劳动就业是有劳动能力的人通过一定方式与生产资料相结合, 实现劳动过程, 获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活动。从就业制度角度而言, 其实质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 使劳动过程得以实现, 生产出社会所需要的产品, 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从劳动者的权利角度而言, 劳动者依法享有的劳动权, 只有通过劳动就业才能实现。在就业之前, 劳动权利处于一种虚置状况;通过就业, 劳动权才成为现实。劳动就业的社会功能导致了一个社会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良好的就业状态, 也决定了政府在就业问题上负有重大责任。 以就业为导向,推进国家经济、社会和公民生活 就业促进是国家采取的帮助公民实现劳动就业的一系列措施的总称。现代社会中几乎各国的经济政策都致力于解决就业问题。减少失业、促进就业是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的目标。各国政府在就业促进中的责任包括:尽力降低社会的失业率, 尽量达到充分就业;通过监督与干预, 建立公平竞争的就业环境;扶助特殊社会群体就业, 对失业者给予救济;建立公共就业介绍体制, 为社会成员免费提供有效的就业服务。 国际劳工组织1964年通过的关于就业政策的公约和建议书中, 明确指出:“每一个会员国都应当为了鼓励经济增长和发展、提高生活水平、满足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克服失业与就业不足而宣布和执行一项积极的政策, 促进充分的、生产性的和自由选择的就业, 并把它作为一个重大的奋斗目标。这项政策的目的是要确保所有可以工作并在寻找工作的人都有工作可做, 而且这样的工作应当尽可能是生产性的;还要保证人人享有选择职业的自由, 并且有尽可能充分的机会获得为了做适合于他的工作而需要的资格以及得以实现人尽其才, 而不论他是什么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观点、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7 0年代中期, 举行了世界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进步以及国际劳动分工会议, 对就业状况的关心延伸到了“贫困”问题, 即大量的工人虽有职业但其收入不足以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会议宣言指出促进就业和满足每一个国家人民的基本需要应当是国家发展计划和发展政策的优先目标, 呼吁各国政府要检查和变动各自的发展政策, 以确保人民的充分就业和获得最低限度的食物、住房等基本生活需要。 美国把充分就业作为政府对宏观经济干预和调节的目标。1946年《就业法》规定政府要对控制社会就业承担责任, 争取达到最大的就业。1964年通过的《就业法》规定, 国家有责任保持高水平的就业、生产和贸易能力。1978年, 《充分就业与平衡发展法案》, 要求为所有的求职者提供就业的可能性。美国还建立了失业率和膨胀率期望指标体系, 作为制定政策的参考。 德国首先通过法律和政策对解雇进行严格的限制。在1969年8月25日颁发的《解雇保护法》中, “一般解雇保护”包括了“无正当理由解雇”和“更改性解雇”如雇员认为解雇不具备正当理由, 可在解雇后一周内向企业委员会提出异议。如企业委员会认为异议有理, 则应努力与雇主协商。根据雇员和雇主的要求, 企业委员会可就异议向他们发表书面意见。雇员也可在解雇后三周之内向劳动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确认这一解雇无效。其次, 资金保障也是德国政府就业促进政策的体现。法律规定在政府预算中, 拨付专款用于职业介绍和咨询、创造工作岗位、职业培训过程中失业者的补贴等。 在我国, 政府促进就业不仅是保障劳动者就业权实现的内在要求, 也是国家保障公民生存权的重要举措。我国《劳动法》对促进就业作了专章的规定。我国政府促进就业的措施主要有:通过促进经济发展, 创造就业条件, 扩大就业机会;采取措施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兴办产业或者拓展经营, 增加就业;支持劳动者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从事个体经营实现就业;建立和完善劳动就业的服务体系。 政府的就业促进责任应当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 因为就业促进需要采取长期有效的、相对稳定的制度保障。在《就业促进法》中, 应当借鉴国外的经验和相关的国际公约, 明确规定各级政府有促进就业并确保就业增长的责任与义务, 并将这一指标作为国家立法机关监督与考核行政机关效能的重要指标。在经济指标增长的同时, 应当要求创造就业岗位和劳动者就业的指标增长。 、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就业促进创造公平就业环境 禁止就业歧视, 保障平等就业。 要帮助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就业, 就必须禁止就业歧视, 保障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平等就业。因为就业歧视是一种就业障碍, 对就业产生消极影响, 人为地加剧失业。就业歧视使一部分人丧失工作机会, 以致被剥夺工作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