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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让人走更远人物新闻中的誉人过甚不可取 新闻失实是一个老问题。再次提及这个问题，它很容易吸引人的厌倦感。然而,尽管常讲常谈,但至今这个问题仍未得到很好解决,似乎已经成了“顽症”。 新闻失实表现在人物新闻写作中,主要表现为誉人过甚。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借口“加工”、“提炼”,对人物进行随意拔高。表现在滥用修饰词,就连先进人物的某些不妥的做法也当作正面材料加以宣传。以报道全国劳动模范、大连造船厂工程师陈火金的先进事迹一稿为例,由于随意拔高,夸大其事,搞得陈火金很为难,他为此特向有关单位写信说:“讲我们在水库旁边搞爆炸切割,飞出的金属片把高压线碰断了,落在地上,地上的草被烧着了,我们去拉电闸,宣传人员是把这当作了不起的大事,大加宣传,其实电闸开关本来就是让人拉的,这有什么危险?唬外行还行,内行一看就知道是小题大做。再说,那次作业是在运输不便的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的,离高压线近了,引起山火,严格地说是违章作业,把错误的东西当作正确的东西来宣传。我生病吐血,报道为‘大口大口的鲜血直往外喷’,哪有这样的事?有的宣传说我们的爆炸加工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自吹自擂。我只不过是一个中专毕业生,却称我是‘爆炸大王’,让人反感。” 被科学界誉为“中国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2002年2月6日到武汉与中小学生面对面交流时,一个中学生说他看过一篇报道,对袁院士累倒在稻田里还不放弃研究,非常敬佩。袁隆平连忙澄清:“你们不要被媒体误导,累倒还工作不值得提倡。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另外,我也从来没有累倒在田里,那是耍笔杆子的人杜撰的……”(见2002年2月20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为什么不宣传袁隆平爱惜身体》)。 二是好走极端,不留余地,说绝话。说一个人好,就说他好得不得了,好得完美无缺,好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如常见的有:某某人多少年来从未迟到早退过,某某人“从不计较个人收入”“从不考虑自己”,等等。其中的多少年往往是20年、30年,甚至更长。时间跨度那么长,果真如此吗?没有确切的根据,话说的那么绝,那么满,实在令人难以相信。还有的说上万人的大企业里,“人人都夸、都称赞”“没有一个”反对的,这就不符合辩证法了,未免有谥美之嫌。 三是把先进人物写得七情俱灭,不近人情。有的报道把先进人物写得不顾身体健康,一味殚精竭力去“玩命”,有的写人物置妻儿老小全然不顾,等等。 四是借口传言,强加于人。如有的人物新闻在报上发表后,报道中的主人公便提出:“我没有说过那句话”“我没有说过那样的话”“我当时没有那样想过”。显然,报道中所写的先进人物讲的话,是记者(通讯员)借口传言,强加于人的。 在人物新闻中,是实事求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主观夸大,搞唯心史观?是坚持辩证法,一分为二地看待一个人,还是搞形而上学,绝对片面地看待一个人?这些问题,在人物新闻中必须弄清,是不能混淆的是非标准。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人民。英雄模范人物是人民群众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只有顺应历史潮流,代表人民群众的意志,才能在历史上起一定的作用。我们报纸上登载的人物新闻,都是从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代表,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说,先进人物的成绩、优点是主要的,但也有缺点和失误。只有真实地报道人物的优缺点、成绩与问题,才能增强新闻的可信性。 人物新闻中誉人过甚违背了新闻写作规律,带来的后果是很不好的。首先是使受众对所报道的人物产生怀疑,即使相信了,也觉得可敬而不可亲,可敬而不可学。 其次是使被誉者为难、尴尬,甚至影响到与周围群众的关系。有的先进人物在受到报道后,由于报道言过其实,使他(她)与群众的关系疏远,甚至产生隔阂。对此,被报道者很有意见。乒坛名将邓亚萍曾发表意见说,著名运动员也是人,不是神。有些报道过分渲染,我们自己看了都不好意思。赞扬要适可而止,因为我们还有下一场比赛,胜利后还有失败的可能。希望记者同志不要当“吊车司机”,把我们吹得高高的,吊在半空中就不管了,要对我们的思想成长负责。邓亚萍的这番话,说得多么中肯,说得多么深刻!有的同志甚至尖锐地批评道:“誉人过甚的报道,实际是毁人过甚。”这是值得我们很好深思的问题。 再次是誉人过甚,有悖于党的政策,有损于报纸在受众中的威信。新闻界老前辈胡乔木曾发表题为《痛惜之余的愿望》指出:对于蒋筑英、罗健夫式的先进人物,“我们为什么不能更早地注意到他们的病情,在来得及的时候挽救他们的生命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更多地采取一些严格的‘强制措施’,让他们得到稍为好一些的工作和生活的条件,得到比较接近于必要的休息呢?”“有了病,特别是有了严重的病,还是要治,并且要治好”。人物新闻中,常把“带病坚持工作”“从不休息”这类不尊重科学的提法,作为先进人物的“优秀品质”来加以宣传,这既有悖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