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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温瑞塘河的文化生态与环境污染 文瑞堂河是温州的母亲河。早在东晋时就已基本形成, 其主河道古称南塘河, 明清时称为七铺塘河。北起温州市鹿城区, 往南塘河水流经梧田然后至瑞安市城关东门, 全长33.85公里。温瑞塘河的文化, 有着丰富的历史沉积和深刻的内涵。塘河文化成型的标志性事件包括王羲之控五马出游塘河赏荷花、谢灵运游塘河等多篇诗赋。而南宋时期的永嘉学派在塘河之畔形成, 则显示了塘河文化的鼎盛。 塘河文化长达千年的发展, 隐现着环境与文化之间某种密不可分的互动轨迹。从这促使我们要从生态学和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考察塘河文化的形成机制, 从而认清现实的环境状况和面源污染的严重性。 塘河文化, 是塘河整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塘河和环境赋予塘河文化以特色, 而文化本身又参与整个系统的构建, 并推进其进一步的发展。有意思的是, 文化的参与形式, 往往以一些特殊的文化事件出现。它们是一种文化催化因子, 使得文化与整个系统得以耦合。本文试图剖析唐宋时期的环境结构, 并描述这些文化因子在温瑞塘河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 如何嵌入当地的生态系统, 使自己成为其中的要素, 既推进整个系统的发展, 又形成自身的积累, 并分析温瑞塘河的污染现状。通过这些分析, 提出对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上的一些有效措施。 1. 古塘河文化生态研究的生态系统思想基础 生态学, 英文为“ecology”, 其词根“eco”具有和谐或互相关系的意思。它研究某一生物种群与其所处的环境 (包括其他的种群) 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20世纪, 当地球的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时候, 生态学更为世人所重视。生态学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就是系统论。因为不论是哪种生物, 它都要依存环境。某物种一旦与环境发生关系, 其与环境就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而这个系统又与其他的生物系统发生关联。人类也是一样, 人历来与其所居住、所劳动、所生活的环境结成一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既有自然生态的部分, 也有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部分。 继生态学被创立之后, 有人就进一步地创立了文化生态学。其中, 美国的Steward和Sauer是当时文化生态学派的创始人。他们的文化生态学的方法论对我们研究古塘河的环境与文化的关系, 很有启发和帮助。这些文化生态学的方法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地理既是自然形态, 又是一种人为施加作用和影响之后的文化景观。从而, 地理是景观中自然要素和文化要素的统一。因此, 他们强调文化因素对环境所起的作用。 第二, 在研究文化与环境作用的过程中, 更强调要研究这个过程中的各种结构性的关系。这就要研究整个系统的要素、结构及其功能, 而这又必须有一套标准的术语, 对其进行实证的、具体的描述。 第三, 在这样的基础上, 再对这种学说进行整体性的综合, 使它成为既有空间关系又有时间关系的学说体系。 所以, 如果将塘河文化置于这样的理论框架之中来考虑的话, 我们首先将温瑞塘河流域看成一个既具有自然形态又具有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复合生态系统。这个大系统是在塘河的开发中逐渐形成完善的。这既是自然景观向文化景观的转化过程, 也是环境、经济和社会文化这三要素相互耦合的过程。 2. 品质—塘河的开发与文化的移植 早在东晋时期, 著名的地理学家郭璞由于博学精深, 被聘请为温州建郡选地址。综合各因素, 他选定温州和瑞安这两处。这个举措对浙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第一, 温瑞两城, 一城在瓯江之南, 一城在飞云江之北, 同处河口, 有着广阔的河口平原可开发利用。 第二, 温瑞两城, 相隔只有35公里, 可以互相呼应, 联手发展。 第三, 为温瑞塘河的开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自此, 温瑞塘河也就承担了运输、交通、娱乐、民生等母亲河的功能。 温州、瑞安两城的确立, 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区域发展空间。温瑞塘河就是在两城之间构建的, 是一个新的环境构建区域, 也是新的经济、政治发展区域。所谓的塘河文化, 就是在这样的新的结构形成的过程中, 在参与这个大生态系统的互动中, 逐步形成的。因此郭璞选城址, 既为温瑞区域发展规划了空间, 又为北方文化向温州地区的转移提供一个新的平台。 郭璞在为这样的区域做规划设计的时候, 就已经把中国传统的建城和居住的理念嵌入进去, 这是文化与当地环境的一种完美结合, 是带有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环境哲学理念, 同一种具体的环境的结合, 它表现的是文化对风水、对环境的紧紧依附, 是中原文化在温州的特色化。郭璞用他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文化底蕴为温瑞区域做区域发展规划, 也在为这个区域作“环境形象设计”。无论是温州城的北斗城或是鹿城之说, 都深深地印衬着这种城市环境文化的特点, 以至近两千年的时间, 文化发展的轨迹, 一直在郭璞所最先勾画的空间中得以显现, 并表达着环境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