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萧统《文选两都赋》看中古都市的两个都城.docxVIP

从萧统《文选两都赋》看中古都市的两个都城 1 汉代文化中的“大一统”意识 班固的“两都赋”因其被称为“北京赋”，在中国文学史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唯一的区别是萧彤的选择。《两都赋》在内容上以繁复的笔触描绘雄浑壮阔的京都大邑,极致地体现了“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西京杂记》)的汉赋特质,并于经纬相通的京都建筑群中展示了中华民族积淀深厚、传承久远的“大一统”情结和汉代独特的民族空间意识。《两都赋》分东、西两赋,《西都赋》极力夸示西都长安的奢侈,“以极众人之所眩曜”;《东都赋》则主要讲述以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和守成之君汉明帝为楷模所体现的仁德礼仪,以驳难、颂扬为主。《西都赋》中对都城的选址规划情况以及宫室的建筑形制等进行了大篇幅摹写,是十分珍贵的史学资料。作者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东汉史学家、文学家,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著有《汉书》,还擅长作赋,撰有《两都赋》、《幽通赋》等。 2 西汉长安的“象天法地”思想 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制度逐渐稳固的初期,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形成了第一个历史高潮。李约瑟等人曾将古代中国划分为三个强盛的时期,而首屈一指的就是以秦汉时代为主的第一帝国。秦国通过商鞅变法逐步强盛起来,统一六国后又统一度量衡、实行郡县制并且修筑万里长城,这为汉代的兴盛奠定了基础。汉朝结束了秦的暴政后经过几代皇帝的休养生息,终于到达了一个鼎盛的时期。西都长安也是在从汉初到其鼎盛时期之间逐步营建的。 关于西都长安的规划选址,《西都赋》开头两段提及西都长安的选址依据。“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 “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下之隩区焉。”关西区域从周时起就已为都,汉代只不过是继承而已。从图1可以看到,周、秦、汉三朝都城彼此相近,但是选址区域略有不同。周代都城在气候变化、政治转移、军事冲突之下沿着渭河迁移,最终选在沣河两侧;秦咸阳在统一六国前位于渭河北侧,而后秦始皇统一六国,都城规模也急剧扩大,发展到了渭河南侧,整个都城也分为两个部分;由于项羽将秦朝部分宫殿烧毁,汉代初期将新的都城向南侧移动,颇有向周朝都城看齐之意,但是南移幅度并不大,这主要是考虑到利用先秦一些保存相对完好的宫殿。这三个都城的变迁趋势与历史趋势相符,是一个逐渐东移并向南北扩展的过程。 秦代虽短,但当时的规划理念一直延续到汉初。秦咸阳以广阔的京畿作为规划背景,形成京城和京畿的有机结合,也体现了“象天法地”的观念:视渭河为“天汉”(银河),以山为宫阙,凭借复道、甬道、驰道及桥梁为联络手段,渡渭而直达咸阳宫。 这一切在汉初长安的规划选址中得到了延续。《西都赋》中提及的“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以及关于复道、甬道的描写无不印证了这一点。 “象天法地”的思想还集中体现在长安城的城墙轮廓上。研究发现,周秦都城的外轮廓大致为方形,而西汉长安的轮廓“城南为南斗形,城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京城为斗城是也”(《三辅黄图》),而这些城墙的走势也与周边地形相适应。“不妨采用周天星图与汉长安城作一比较,会发现汉长安城未央宫、南城墙的东段屈曲部分与北城墙西段屈曲部分的相对位置和星图上紫微垣、北斗星和南斗星的相对位置一一对应,非常吻合。”这种设计则是西汉长安的创造性发挥。 先秦时期的都城建设中,分区其实是比较含糊的,而比较明显的则是等级的划分,如城与郭、都与城等的区别。吴刚在《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中讲过先秦城市其实是“城”与“市”的合一,傅筑夫在《中国经济史论丛》中也有过“战国以前的城市,实际上都是些有围墙的农村”的说法。这些都说明先秦都城的分区是含混的。《史记·五帝纪》中记载,“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墨子·非攻篇》、《孟子·公孙丑篇》、《战国策》中都曾提到“三里之城,七里之廓”。《管子·度地篇》则有“内为之城,外为之廓”。传说在夏代,“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这些文字十分清楚地描述了城与郭、都与城之间的等级差别。这一时期的规划思想集中体现在《周礼·考工记》及其衍生出的“王城”典范:“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这些法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都城设计者们奉为圭臬。 西都长安的规划虽然继承了《周礼·考工记》的理念,但也同时受到管子思想的影响。《西京赋》中所言长安城“批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符合《周礼·考工记》之规范,但又有所变形;“提封五万(此处指五万井土地),疆场崎分”,则又包含了井田制在内。《周礼·考工记》记载,“四县为都,四井为邑,然宗庙所在则虽邑曰都,尊之也言。” 西都的规划在更高层面上是管子思想的体现。“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下有郑、白之沃,衣食之源”,“决渠降雨,荷插成云”,“东郊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