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拉都其格教授谈大蒙古国建立800周年答法新社记者问.docxVIP

白拉都其格教授谈大蒙古国建立800周年答法新社记者问 说明：2006年是历史上从蒙古高原统一出发，建立“大蒙古人”（蒙古帝国和蒙古汗国）的800周年。日前,法国新闻社驻北京记者何铭生(PETER HARMSEN)就有关问题采访了内蒙古大学的白拉都格其教授。下面是白拉都格其接受采访回答问题的基本内容,提交本刊发表时,由笔者对原有即兴谈话在文字和内容上做了一些润饰和补缀。 答者(白拉都格其):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是一个专业史学研究者,对您所提问题,只能从本专业的角度、个人的角度回答,可能与一般新闻媒体和国内外社会各界关注的角度不同,不符合希望和要求。再就是,今天我们的谈话是即兴式的,事先没有多少准备,手头也无相关资料可供查索,所以对您的问题的回答,只能是大致的、概括的,一般不列举较具体的史事,相关细节也不一定十分准确。 问(记者):您认为,近年来中国的历史学界对成吉思汗及其帝国史的研究,有哪些新的、重要的进展? 答:谈到某一史学研究领域的动态和新进展,需要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史有所了解。众所周知,成吉思汗早已是世界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对他和他所建帝国的研究,除去中国的传统史学,从西方(“西域”)具有一定近代史学方法的研究算起,粗略推算也已不下200年了。也就是说,经过中外各国学者多代人的努力,它的学术积累早已相当深厚。其学术积累的厚重,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相关历史记载的“文本”方面,包括对蒙古、汉, 中、外各种相关民族的文字记载,也包括对相关文物考古发现物的搜集、发掘、整理、校勘、出版和利用,成果已颇为丰厚。若以某种矿藏来比喻,可以说经过中外各族人成百年的努力,这种矿产资源的挖掘开采,以致提炼、加工和利用,就目前而言,几近枯竭。 二是对成吉思汗及其帝国的基本“经历”,在已知史料的基础上,几乎所有相关的、较重大的史事,都已经过了相当程度的勘核、考证,有了相当翔实、具体的揭示和叙述。也就是说,在(重大、基本)史实揭示的“资源”开发方面,也已殆尽。 三是对成吉思汗及其帝国的历史地位、作用和影响的阐明、论述方面,“虚”的,政治性、主义性的评价和看法,出自各不相同的民族背景和社会背景的人们,当然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其“实”的,也即历史上实实在在存在过的具体作用和影响,已被前人学者勾画、罗列得差不多了。譬如:哪些技术发明被由东传到西,哪些宗教文化、语言文字由西传到东,等等。 还想补充的第四点是,由于前述三方面的积累,明显抬(垫)高了这一专业领域本已不低的学术门槛。想要踏入这个门槛,并且真想学有所成,其所需具备的专业基础条件,除了一般的历史学知识和功底外,还须有古代蒙古及其他相关民族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基本知识,从文物考古学到广义文化(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因其早已成为国际性学科,为了充分了解海外各国学者的新近成果,还应该掌握比其他专业领域所需更多的现当代外国语文,等等。 这里谈论的这种丰厚学术积累的形成,当然是很概略的,而且只是个人的看法。成吉思汗及其帝国史研究,作为一个牵涉面很广的、国际性的人文学科领域,还远远谈不到它的“终极真理”。比如,可能您已经注意到了,近来在中国的许多书店里,有关蒙古史各个方面的图书较多,其中仅以“成吉思汗”及相关最重要史籍“蒙古秘史”专题的各类著作,就有多种。不过,按照我个人的看法,这些新近似呈繁荣的许多学术或半学术著述,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一些知名学者多年积累成果的再版(包括外文汉译)或新近辑集问世;第二类多属新著(包括史籍校译、综合传记等),比起前人成果也有程度不同的新意或进展。但这些新意和进展大多只是枝节性、细节性的,或变换立论角度对已知基本史实的重新归纳、阐述,还难以称得上在(中外前人已形成的)较高学术层次和水平上有明显的、重大的突破性进展。当然还应提到,在中国近年人文学科领域“环境污染”严重的局面下,蒙古史领域也出现不少翻炒冷饭、抄袭拼凑,并无专业素养的标新立异等可称为“泡沫学术”和“文化垃圾”式作品。 谈到这里,我愿意藉手头之便送给您两篇分别出自我读硕士研究生时的两位导师,也是国际知名蒙古史学家之手的专题学术论文:一篇是亦邻真的《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一篇是周清澍的《成吉思汗生年考》。它们同时发表在纪念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之际的《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上。这两篇论文专业性极强,一般读者恐怕很难有兴致卒读。我想说的是,它们虽然只是两位学者各自丰硕成果的“之一”,而且已是四十多年前的旧作。但两文中的最基本成果,包括史料的释读、引用,史实的考证和揭示,经缜密论证所得基本结论,至今无人撼动和超越。之所以乐于将两篇论文推荐给您,是想让您阅后能有个初步了解或大体印象:从事本专业领域的研究,需要具备怎样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丰富广博的专业知识;中国学界的代表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