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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制和演奏形态看筑的有效性 “古人建筑工地，他们别无选择。”①1《中国音乐辞典》也说,“筑的形制,历来记载不同。”正是由于记载的不同,使得今人从大量出土文物中辨识筑产生了歧见,现在被学学者们认定为筑的乐器,从形制到演奏形态都存有明显的差异,以至学者们在不同程度上相互否定。 那么,筑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遣册”中载“筑一,击者一人”,从而肯定了墓中有筑,于是人们将这条史料与墓画对照,发现有一幅《怪神击筑图》②。在确定了这就是筑以后,又将这幅图中筑的图形作为依据去辨别其他已出土的实物和图形,发现了一些与这种形制和演奏形态近似的乐器,如连云港汉墓画中的击筑图“其演奏方式与此完全相同”。③2还有曾候乙墓,马王堆三号墓,长沙五里牌④、河南唐河⑤3汉墓中都有近似的实物和画像图形出土。这一类筑的形制就像现在乡村中所常用的捣衣棒,多不太长,项细。出土的实物中马王堆筑长82.4厘米⑥,擂鼓墩筑长1 1 5厘米⑦4。演奏时演奏者一手持筑颈,一手执竹尺(竹片、竹弓)击弦,筑的一头着地,筑身与地面有不大的夹角。目前所能见到的这类筑分布在楚及中原一带,年代最久远的当推曾侯乙筑。这类筑与东汉许慎的记载“筑,以竹曲五弦之乐也,从竹从巩,巩,持之也”相符,可以认定为筑,没有疑问。 然而,同是汉代的典籍,刘熙在《释名》中却说“筑似筝而细颈,十三弦。”这与酷似捣衣棒状的筑就不相符了。我们看看马王堆三号墓中的五弦筑,这件乐器“形似四棱长棒,尾部细长”⑧5,这显然不是“似筝”的形象。此外,对于筑,史籍中还有“形似瑟而大”⑨6,“如击琴”、“又有形如颂琴”⑩7,“筑似琴”118等等描述,这些显然也与四棱长棒形的筑形不符。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古人记载有误,还是筑这种乐器的确“形制不一”呢?基于这种疑问,我想对其他形制的筑作一点探讨。 筑,是击弦乐器,即要有击弦的竹尺,或者竹弓、竹棍一类的器物,如没有就不会被认定为筑。而现在人们以为史籍中记载的秦汉以前的击弦乐器还只有筑这一种,这就不能不使大家在看到出土文物中秦汉以前的击弦乐器图形时就往筑上考虑,虽然它们在形制、大小、弦数、演奏形态上存有差异显而易见。综合各家所论,我以为从形制和演奏形态上看,与马王堆汉墓筑有明显不同的秦以前的击弦乐器还有两类。 第一类是见于河南南阳129、山东安邱1310汉墓画像石上的乐器图形,此类乐器图形的特点是一头较细,另一头粗圆些,较长大。演奏时接近竖抱,倚靠在肩上,演奏者一手扼住筑颈或握住筑身,或掐住筑的一端,另一手持弓击弦演奏,这样乐器就全部离开了地面。这一类与史籍中筑“状似琴而大”,“置尾肩上”的形制和演奏形态很是吻合,也接近于林谦三先生所讲到的“近似棍棒状”的一类1411。南阳和安邱同属黄河文化的申和齐地,与史籍中“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1512的地域相合。史籍记载,战国时有“齐竽燕筑”1613之说,著名的击筑者,如高渐离、刘邦,也都在北方,北方的出土文物,似乎也应该有所反映。虽然目前出土文物所能见到的此类乐器仅为汉,亦不容忽视。所以,据以上种种资料,有些学者认为这种乐器是筑,似乎不能说没有道理。 这还有一类见于浙江绍兴306号墓出土的乐器模型,《百越民族文化》1714和《吴越文化新探》1815两书的著者都认定墓中四弦琴模型为筑。这乐器的形制和演奏形态既不同于棍棒状的似琴而大的一类,也不同于捣衣棒的一类。这件被认定为筑的乐器看来较长大,形制接近于筝。所以被认定为筑,主要是因为演奏弦乐器的两个人之中有一位“右手执小棍击弦”1914。更明显有异于前两类的是,它虽然一头着地,但却将筑身搁在演奏者跪坐的双膝之上,演奏者并没有对筑身“扼之“、”握之”,207而是一手执棍击弦,一手抚弦。这样演奏者的双手都是自由的,即为一弦多音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这种明显与前两类不同的演奏形态是否为筑呢?“筑之为器,大抵类筝”,演奏时“左手振之,右手以竹尺击之”207。陈旸自然没有见到绍兴306墓中的图形,但他的描述却与我们在千年以后见到的演奏形态和形制惊人地一致。更为明确的是,陈旸写道,“筝以指弹,筑以筯击,大同小异。”217这明白地是说有如筝一类的筑。历史上浙闽同为百越族聚居地。陈旸,闽人,曾在越地为官,他在《乐书》中对筑的记述同今在越地出土的乐器模型十分吻合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可见筑的这种形制和演奏形态在越地从春秋到宋,千年流传不变。所以,《百越民族文化》和《吴越文化新探》两书的作者认定绍兴306墓中的击弦乐器模型为筑,并不是没有依据的。 这样看来,筑有三种形式和三种演奏形态。其一以马王堆筑、连云港筑为代表,这一类筑身较小,形似捣衣棒,共鸣箱显然也不会太大,演奏者一手握住颈项,一手持弓击奏筑弦,筑的一头着地,与地面有不大的夹角;其二以南阳筑为代表,这一类筑身似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