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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松乔学生生命的自我救赎 吴松乔先生是一位政治家，具有巨大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特的作家。他总是深入到生活中去, 在生活的沙砾中淘出粒粒金珠。运笔所至, 包罗万象, 横亘古今, 大至山水国事, 小至居家生活。只要是对人民有益的, 能对社会有用的, 就写, 就一定要写。伍先生说:“人在旅途, 要把握好自己是多么不容易。甚至, 常常连我们到底是什么, 该作什么, 能作什么都未必清楚。本来已经不明白, 还有那么多价格不等的工艺品在张扬‘难得糊涂’, 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我愿意尽力弄清自己, 也了解别人, 这样不断探求, 不断更正的过程, 构成了生命的意义, 哪怕它是一道无解的方程。 ” (《姓甚名谁·自序》) 伍先生的作品很多, 大体可分为:散文、游记、报告文学及随笔四大类。目前最为人众所熟知的便是其已在四川日报连载多年的专栏文章《记者行吟》。伍先生的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入世”。不论散文、随笔, 就是游记, 伍先生也不是只顾游山玩水, 而是时时存着一颗爱民忧国之心去审视、观照, 从身边平凡小事中发掘不平凡的意义, 袒露自己的“入世”之心。 在伍先生的散文集《姓甚名谁》中, 伍先生的率真性情便已袒露无遗了。在本书同名文章中, 伍先生以自己在“完成对自己非同小可的由外地人到成都人的蜕变”中因为一个“乔”字之差三番五次两地奔波之事, 反映出一些基层公务员对“为人民服务”理解的偏差。散文集《姓甚名谁》中写“文革”时期伍先生身边及自己生活的文章甚多。这些文章从身边、从小处入手, 以生活的点点滴滴写出当时生活艰难与时代动荡。过来人读了固然有“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受, 就连我们这些从未经受过如此考验的后生晚辈读了也深同其感, 身历其事了。原因就在于伍先生不是就事写事, 不是为自己的一己悲欢得失而写。在他的作品中, 可以看出, 伍先生是一位极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而且其心还极具现实性。而正因为自己是报人, 这种责任也便算是“报国有门”了。所以, 他顾不得长官意识, 顾不得行为避嫌。当长官意志决定将四姑娘山和卧龙保护区合称“四卧”风景区时, 伍先生撰文疾呼:“叫不得也——‘四卧’”!并力陈其不能称为“四卧”的理由。中国人对于各样取名, 都颇为讲究, 所谓“名不正, 言不顺”, 讲究取名, 甚至到了考究的地步, 成为一门学问、一种艺术、一种创作, 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一名胜的大号, 事关全局, 存乎久远, 让人非得小心翼翼, 反复推敲, 斟酌再三不可。所以此类名称, 无论沿用旧有地名或改用新名, 都应充分考虑到它所具有的地域、历史、人文的积淀。此文一出, 有 识之士恍然大悟, 所幸当地父母官也不太糊涂, 终究没叫“四卧”风景区。这是成功了的例子。然而凡事总有个但是。对成都市弃“锦江”而用“府南河”的做法, 虽然最早在四川日报呼吁之后, 又有多家媒体跟进,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却依然无济于事。后者一类, 多乎哉伍先生说太多也!但他补充道:不是有“语录”说要“反复讲、经常讲”, “要使广大群众都知道”吗正因如此, 伍先生仍然不改初衷, 哪怕“说了也白说”, 仍在“白说也要说”。 (《记者行吟, 写在前面》) 伍先生是一位对家乡有极深厚感情的人。关于家乡的文章在其各部作品集中随处可见, “富顺”二字成其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字眼。他时而为家乡之新事、好事击节叫好 (《短丘陵侧记》) , 时而为家乡的陋习、保守扼腕痛惜 (《热闹之最》、《迷茫晨光》) , 时而又对家乡之文人后辈关爱有加 (《富顺有群苦吟派》、《赖雨的世界有多宽》) 。但最令伍先生牵挂的却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伍先生对刘光第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 关于刘光第的文章便有《君子身前身后事》、《刘光第的墓后旧闻》、《两位君子两个县》、《君子遗踪何处寻》等数篇。伍先生为刘光第被错划为“六君子中的右派”鸣冤叫屈, 为刘光第的衣冠墓重建工作四处奔走, 出谋划策。其心便是欲借刘光第之名为家乡人民, 为富顺人民尽一点心意。伍先生的不避嫌是出了名的, 只要是对的就去做, 不管别人怎么说。伍先生是四川富顺县人, 文章中就大书特书富顺, 大张旗鼓地为四川、为家乡发展摇旗呐喊。听闻乐山市有一“卧佛”, 便率先刊登附照片的专题评论, 引来了一群官僚斥责为“哗众取宠”。结果乐山市因为此报道声名大振, 引来了大批海内外游客欲一睹为快。伍先生在《绿了滇池蓝了洱海》一文中荐举人家去两地看看, 皆因“滇行游了两座湖, 对比色太强, 速写于此谨供各地首脑们参考。去过的领导, 值得想想, 没去过的, 值得去看看。官员们见多识广。游山玩水, ‘玩味’出点名堂, 一方百姓就受益无穷了”。 (《记者行吟·绿了滇池蓝了洱海》) 伍先生还是一位热爱旅游的人, 并且也是一个能从中“玩味”出点名堂的人。他十分注重对各地旅游资源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