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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公务员考试中的高调分期 一、 法律及制度发展方面的问题 现在，社会开始了另一种“正式消费”，每年吸引数万名考生参加科举考试。目前，员工已成为参与工作、进入公职的重要选择。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也是学者们梦想的目标，竞争的激烈程度与古代和现代相当相似。 关于古代科举的录取比率, 如果按参加科举人数与最终及第人数的比率来计算, 则比率极低, 这是因为古代中国科教发达, 读书人相对较多, 但是由于古代社会管理职能相对单一, 所需官员员额毕竟有限, 这就导致大批读书人科场落第。吴宣德先生在《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卷》第七章《明代的科举制度》中指出:乡试录取率, 永乐时“大约为10% ”, 景泰七年顺天乡试“为7.5%”, 嘉靖末年可能“低于4 %”;会试录取率“大约在1/10左右”。而据笔者统计发现, 2010年我国各省公务员考试的平均录取比率大约为5%, 中央及其直属机构的录取比率为1.69%。科举考试的录取比率问题, 涉及到古代社会政治利益分配、人员流动机制、人才选拔机制及科教制度,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 本文将详细论述。而之所以选择明清时期的科举作为考察依据, 是因为明清时期是我国科举制度走向鼎盛与定型的时期, 最具代表性, 另一方面明清时期的科举资料相较于其它各朝更为丰富, 可以为本研究提供较为充足的文献基础。 二、 最次者为学官或知县目前存 明清时期的正式科举考试主要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 乡试由省级举行, 每三年一次, 中者为举人, 中举者便取得了做官的资格, 可授予学官或知县职位;会试为举人参加的由中央组织的考试, 考中者称为贡士;考中的贡士经殿试决定名次, 头甲三名赐进士及第, 二甲赐进士出身, 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即参加殿试的贡士一般不进行淘汰, 只是赐予的进士身份不同, 也即殿试的录取率为百分之百。由于殿试的录取率没有讨论的意义, 因此本文选取明清时期乡试及会试的录取率作为研究对象。 1. 明清时期的试试条件 录取比率即录取数与应试数的比率。关于明清乡试的录取率问题, 刘海峰有过论述:“科举系统中, 竞争最为激烈的一级考试是乡试。”明末顾公燮曾说:“乡试难而会试易。乡试定额, 科举三十名中一人, 不过两三千人入场, 其得于宾兴者, 殁后且著之行述以为荣。至于会试, 进士有三百余人, 其途宽矣。故俗有‘金举人, 银进士’之谣。” (顾公燮:《丹午笔记》金举人银进士条) 郭培贵认为:“乡试录取率, 明初一般在10%上下;成、弘间定为5.9%;嘉靖末年又降为3.3% ;而实际录取率又低于此。会试录取率, 自洪武至万历中平均为8.6%。”钱茂伟先生在其《国家、科举与社会》一书中认为 “明代乡试录取率在4%左右, 会试录取率在10%左右。”总之, 明清时期的乡试录取率是远低于会试录取率的。关于明清时期的乡试录取比例, 见表1。 从表1和图1、图2可以看出, 明清时期山东地区乡试录取比例平均值3.38%, 江南地区为5.85%, 而且录取比率均呈下降趋势, 并且山东地区降幅大大高于江南地区。从录取比率可以看出:明朝前期到清朝中后期, 科举中乡试的录取比率是比较低的, 而且呈大幅的下降趋势, 至清代中后期录取比率甚至不足1%, 而去年我国2010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考录比为59:1(相当于1.69%, 笔者注) , 高于明清时期乡试录取比率, 可见当时乡试的竞争激烈程度之大。 由于明清时期社会管理职能相对简单, 对于国家管理人才的需求有限, 因而乡试的录取规模总体平均, 但随着人口的剧增, 科举应试人数显著增多, 但统治者并没有因为科举人口的大幅增加而大举扩大乡试的录取规模, 因为乡试的考中者称为举人, 举人即具有授予官职的资格, 为了不至于产生冗官现象, 统治者在乡试的录取上还是进行了严格的把关, 正如钱茂伟所言:“明代新文官的选拔运作机制是一个漫长的精而又精过程。科举考试, 从考试规格来说, 是一个不断攀升过程;而作为应试群体来说, 则是一个阶梯式不断递减过程, 应试者不断被淘汰。‘从生员开始, 到成为进士, 只有三千分之一的机会。’这可以说, 进士作为明代社会的精英, 达到了精而又精的程度。”这对我们当今的公务员考试录用中录取规模的把握也不无启示。 从表1分别截取明清江南、山东乡试的录取比例, 得到下面图1、图2。 2. 明清时期进士的民主决策 会试是继乡试之后而进行的更高一级的科举考试, 会试录取者即可获得进士称号, 因此会试录取也叫进士录取, 进士是古代科举士人引以为傲的头衔, 获得进士称号, 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家庭来说, 都是一个十分光荣而重要的大事。进士也是我国古代高级人才的主要来源, 他们对整个王朝和社会的贡献是极大的, 历代统治者也对进士这一群体极为重视, “中国历代缙绅, 素为社会之中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