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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校书考述 西汉刘向在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任命“校书”。这是著名书目《别录》和《七略》的前提和基础。迄今为止,学界的研究多聚焦于《别录》、《七略》,而对“校中秘书”则少有讨论。笔者认为,理解“校中秘书”的确切含义,既是对《别录》、《七略》作进一步研究的必要铺垫;也是对西汉中央政府藏书体系作深入探讨的重要前提。本文拟就此作初步分析。 1 “内外书”应为“内” 中秘之“中”亦称“内”。例如,《列子叙录》:“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除复重十二篇,定着八篇。中书多,外书少。”或言“内外书”,或言“中书”、“外书”,可见,“中”即“内”。 并且,“中”往往与“外”对言。《汉志·易类序》“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唐人颜师古注曰:“中者,天子之书也。言中,以别于外耳。”充分认识“外”的内涵,无疑有助于对“中”的准确解读。 1.1 西汉中央官府藏书的“中”、“外” 目前,对“外”的概念主要有三种认识,值得认真辨析。 一是认为,“外”是与官府相对的民间。在上引《汉志·易类序》“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下,民国学者姚明煇《汉书艺文志注解》曰:“费氏《易》,民间古文也;中古文者,对于民间古文而言也。”这里,姚先生显然认为,所谓“外”是指民间,中外即中央政府与民间的关系。 二是认为,“外”是与宫廷相对的朝廷,即公卿行政区,也即中央政府机构。《北堂书钞》卷12及卷101、《初学记》卷12、《艺文类聚》卷12、《太平御览》卷88、卷232及卷619等皆曾引及《七略》佚文:“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无疑,与“外”对言的“内”即“中”,也就是后世所谓“大内”、“禁中”,是皇室生活区(宫廷)。谢灼华正是据此大致概括了西汉中央官府藏书的“中”、“外”两大系统:第一,“宫廷藏书,即属于宫廷中专门藏书的处所”;第二,“中央政府机构的藏书,即属于朝廷中各职能部门的藏书处所”。值得强调的是,谢先生认为,“中”既是宫廷所藏图书,也指宫廷中专门藏书的处所;“外”既是中央政府机构的藏书,也指中央政府机构的藏书处所,这一认识是非常正确的。我们知道,英文library,既指藏书机构,也指机构所藏图书。所以,英文常有这样的表述:The school library has a library of about five thousand books(学校图书馆约有五千册藏书)。与library一样,所谓“中”或“外”,也是既指藏书机构,又指机构所藏图书。 三是认为,“外”兼及民间和中央政府机构。如上引《列子叙录》云:“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除复重十二篇,定着八篇。中书多,外书少。”显见,刘向是将“太常”、“太史”两大中央政府机构的藏书以及“臣向书”和“臣参书”皆归之为“外”的。 综上,我们认为,“外”有宽狭二义。狭义的“外”是指朝廷,广义的“外”则兼指朝廷和民间。而无论与哪一种“外”相对,“中”(内)都是指谓皇室生活区(宫廷)的藏书处所及其藏书。 1.2 关于“秘”书的法 《太平御览》卷233引《宋书·百官志》曰:“昔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于是天下文籍皆在天禄、石渠、延阁、广内、秘府之室,谓之秘书。”无疑,上文提及的《七略》佚文“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中的“秘室之府”,当即《太平御览》所引之“秘府之室”。事实上,“中”所藏图书都可以称为“秘”书。 关于“秘”书得名之由,胡明想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了防止其他思想的传播,才出现了所谓秘书,因此,一切与儒家思想相左的书称秘书;与当时宣扬的儒家思想不一致的儒家书籍称秘书,如古文《春秋左氏传》;阴阳五行、神仙鬼怪等书也称秘书,如刘向向皇上献的《枕中鸿宝苑秘书》、王莽喜好的谶书等。”笔者认为,秘书是指藏于“中”,即“大内”、“禁中”的图书,属于皇室私有财产,不为一般外人所窥睹,所以叫“秘”。事实上,立于学官的不少图书——它们不仅与儒家思想不相左、而且还与当时宣扬的儒家思想一致——例如,《汉志》提到的《古文易经》和《古文尚书》,都是藏于“中”的。所以,才有所谓“中《古文易经》”、“中《古文尚书》”之谓。因此,我们取信台湾学者卢荷生对“中秘”的解释。卢先生说,“中秘”之“中”,“便是‘禁中’。更由于‘禁’的关系,就有了‘秘’的涵义。所以宫庭的藏书,便称为‘秘书’了”。 1.3 写书之官之所“写” 西汉中秘藏书的来源途径颇广,其可考者概有以下数端: 第一,武帝时,写书之官所“写”。《汉志》曰:“(武帝)置写书之官